通河坝子与一座村庄的历史记忆

通河坝子与一座村庄的历史记忆（外一篇） 　　　作者/杞子

                                             　　
　　《心灵小屋》60
　　
　　初春的一天，我独自一人来到我的家乡，云南省通海县杞麓湖畔的沙沟嘴湖滨风景区徜徉，脑海里，塞满了正在修改中的一部与通海有关的书稿的内容。放眼群山团围的通河坝子，良田万倾，村落点缀，杞麓湖面，水鸟起落、渔船点点。一阵清风掠过，我突发奇想：冥冥之中，是不是真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支配着我们的世界，左右着我们的时空与生活？是不是早就有了一个事先写好了的关于一个叫做通海（河西）的坝子、关于一个叫做四街的村庄的“剧本”——在这爿大山皱褶之间的小天地里，哪年哪月，该发生什么样的事件变迁？什么时间，会让它出台哪些人物故事？都怎样去发展演绎，最终的结局怎样？一切的一切，都按照着剧本顺序,在那位无所不能的隐身导演的指挥棒下，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只不过，之前所有的当事人全都被蒙在鼓里？只有到了剧情里规定的那一天，那一个时辰，那一个时间段，舞台之上，巨大的帷幕唰地被谁给拉开了，这才渐次展现出一幅跨越了时空隧道的人与自然的变迁画卷：
　　                       通海河西的形成
　　　二百五十万年前。当亚洲最早的人类始祖——元谋人还没有出现之前，今天的滇中通海一带，全都是一片汪洋，一片和其它坝子（盆地）连在一起的茫茫大海。
　　　二百万年前。随着地壳运动，海水逐渐下降，水面由大变小，由宽变窄，裸露出一座座山峦、一个个盆地，一片片千奇百怪的地貌。最终形成了通海(河西)、江川（浪广）、澄江三个独立的坝子和杞麓湖、星云湖、抚仙湖三座毗邻的高原姊妹湖泊——杞麓湖海拔最高，如同一个凸起的大吊针瓶子；星云湖次之，外形似一个大葫芦；抚仙湖海拔最低，但面积最大，就像一只踩在云南高原上的大脚巴掌。星云湖和抚仙湖之间，藕断丝连，有一条小河相通，一股长流的星云湖水缓缓注入抚仙湖。
　　　五千年前。人类活动的足迹出现在气候温和的杞麓湖畔，留下一处处新、旧石器遗址、贝丘遗址，还留下一首被镌刻在深山野岭石壁上的字迹斑驳的古歌：
　　                   好在的地方叫那妥（通海河西）
　　　                 天气不有得谷哈（昆明）凉爽
　　　                 三座大山围住平地
　　                 　竹蓬密密站满山冈
　　　                 山下睡着宽宽的坝子
　　                 　就象往前伸平的脚掌
　　　                 下方有塘碧绿的大水么
　　                 　山头就能望见波光闪亮
　　
　　　二千五百年前。庄蹻开滇，建立了滇国。距离滇国首府仅几十里地的通海，最先沐浴着斑斓青铜气息的濡染，并且留下滇王足迹。之后，滇国神秘消失，但却为后人留下了一座恢宏壮观的江川李家山地下青铜王国、一爿令人注目的晋宁石寨山滇国贵族墓葬、一枚填补大历史空白的金光灿灿的“滇王之印”。
　　　一千年前。唐、宋时期，属于南诏国、大理国疆域的这片红土地被一分为二，命名为河西，通海两个县。河西，寓意辖地在通河坝子西边；通海，寓意南诏国国土将越过峡谷大山一直南下“通达大海”。南诏国被颠覆，段思平在通海揭竿而起，掀开了大理国历史篇章的第一页。一条繁荣无比的“通海城路”蜿蜒穿行于山里的世界，成为南诏国、大理国南下交趾（越南）、北入滇中、再入巴蜀，西与缅甸、印度相连的交通大动脉。通海处于这条大动脉上的枢纽中心之地，多种文化的交汇口，人们便顺理成章地以“通海”命名这条官商大道，并由此开创了通海历史最为鼎盛的第一时期。
　　　七百年前。元世祖忽必烈亲率大军平滇、灭大理国，忽必烈曾经驻跸通海。元蒙政权设云南行省、在通海设临安路。之后，出于平叛和对缅甸、交趾（越南）之对外军事防务需要，在通海设立行省之下、路府之上，监管滇中、滇南片区军民动向的“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统领滇中南大片属地。晋陕“一十五翼”十万大军奉命入滇，镇守滇中重要关隘通海曲陀关。并出师境外，参与占城国（西贡）战事。中原汉人开始进入云南、进入临安府、进入通海河西坝子。
　　　六百年前。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大军征讨云南，昆明告破，通河坝子告破，云南告破。大批明军和内地汉人入滇屯田，整个云南被迅速汉化。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频繁，落水洞的人工开凿，杞麓湖水位继续下降，露出一片片可供开垦的湖滩，许多世代靠打渔为生的渔民变成了农民。历经沧海桑田巨变的通河坝子，最终不得不屈服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力，从波涛汹涌的苍茫大海演变成为一块长方形的沃土良田和一汪平静的、浅浅的、没有咸味的高原淡水湖泊。在一处处坝子里、湖水边、山岗上，依山伴水，渐次形成了一处处有着深浅钙化螺蛳壳地层结构的自然村落。　　　
　　                           四街村的形成
　　　汉民入滇高潮中，有一拨内地沙姓、沐姓、罗姓汉民相约而至，来到杞麓湖南岸一处地盘，打探虚实，择定风水，起房盖屋。在撤走废弃的土著民族原居住地遗址上，依照自己家乡、民族的习俗规矩，构筑栖身之所，并将这块地盘命名为“沙沐罗汉人村”。
　　　随后，又有五个姓氏的始迁祖们接踵而至，来到村子里，落地生根。向氏，从四川盆地走来，从大巴山下走来；常氏，从安徽走来，从淮河边走来；余姓，从山西静乐走来，从黄土高原窑洞深处走来；钱氏，从江南走来；杨氏，从湖广走来了，不约而同地汇聚到杞麓湖畔这同一块土地之上，生儿育女、躬耕劳作，接受着岁月时光的磨砺摔打，增添着汉人村子的人气。
　　　再过些时日，随着人口的剧增，村子愈来愈热闹，四乡八寨的人们都喜欢到这里赶街凑热闹，以铜板或贝币交换物品，沙沐罗村改名为“四街”。村口南面稍远处，波光粼粼的杞麓湖上，几座岛屿若舟，点缀碧水、蓝天、渔船。近处四周，田野阡陌、绿树成荫、雀鸟啁啾。村子内外，几汪龙潭泉水，汇入碧水汩汩的小河、沟渠缓缓而行。城墙（土围子）筑好了，两条横贯东西、交叉南北的百米小街心形成了，几大家族的儿女们毗邻而居。东街，是余姓、杨姓；西头，是常姓、钱姓；北巷，是向姓、沐姓。房舍俨然，充满了中原内地格调的民居大院建筑鳞次栉比。数百民居、五座宗祠、二十多座各式各样的魁阁、寺庙星罗棋布分布其间。一时间，群祠争辉，庙宇俨然，鸡鸣狗吠，袅袅炊烟,人来人往。隶属于河西县管辖的四街村，成为了县城之外的最大集镇，成为了点缀于大山深处，通河坝子里的一道中原移民氏族文化风景线。
　　　就这样，五个不同的姓氏先后落籍此地,相伴为邻，同在杞麓湖边、小尖山下传宗接代、共同拓垦四街热土。一年接着一年、一茬接着一茬、一代接着一代，从小鼻涕娃娃光着屁股不知道什么叫做害躁，在小河小沟秧田里逮谷花鱼,摸黄蟮泥鳅、玩泥巴打架吵嘴，去”公鸡塘”、”灌母塘”池塘里洗狗爬澡,在一所所明清古建筑大院子里钻出钻进，玩“躲猫猫”，疑神疑鬼的看着大人们，对着家堂神龛叩头敬香烧纸钱，到渐渐长大了，懂事了，跟在老水牛后面，插秧收割，慢悠悠同栽一块田地，到一道起早贪黑,怀揣一包干冷饭,到狗头坡、磨刀沟深山野岭里挑柴、抓松毛、扎草砣,去大西山栽萝卜挖洋芋，男耕女织,共同耕耘春的土地收获秋的希望；从同喝一眼井里的水，同在一条条弯弯曲曲写满沧桑的小巷里织布纺纱染布，将一堆一堆散乱的棉花棉线,变成一匹匹漂亮光滑的“河西布”，再拿到省城去换成一个个亮锃锃的大铜钱。在四街人的身上、血管里,不仅流淌着云南大山民族女儿最原始的脉脉温情,也流淌着不同外来姓氏，不同肉体凡身嫁接融合而成的DNA人类遗传基因。
　　　就这样，常氏族人们，淡化了江淮之气；余氏族人们，淡化了西北风的大大咧咧，淡化了黄土地人的浓浓鼻音；向氏族人们，淡化了麻辣味与拖泥带水长尾巴的话头话尾；钱氏族人们，淡化了呢哝吴语；杨氏族人们，淡化了从异乡带来的那一身行头。于是乎，不知从何年何月的哪一天算起开头，世代朝夕相处，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彼此，摇身一变，互相称作“老乡”，并从此一口咬定，自己对方、彼此大家，三亲六眷，全都是河西（通海）苗子四街人！装束打扮统一了，南腔北调一夜间消失了，男女老少姓常姓杨姓这姓那，全都从嘴巴里边，发出同一种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腔调的方言口语，地地道道的河西话、四街腔——七天说成“磁天”，洗脸洗脚叫做“死脸死脚”，干什么变成“整弄”，你先洗我后洗要说成“你前死我后死”。还有一路货色叫做“一普折”，中等个子叫做“二胡头”……！再也无法去分辨出，哪一句是京腔徽语，哪一段是西北方言，哪一个词汇是拖沓川音。不管行走在本乡本土，还是在别处任何地方，只须抬头看一眼对方的行头，听一句对方的口音,就能瞬间识别出是不是自己的老乡。庄严的婚丧嫁娶仪式统一了——红事，押八字下小定，八方来贺大摆筵席，绝少不了满脸涂着胭脂的黄脸媒婆和新娘子离开婆家前的真假哭泣；白事，披麻戴孝哭天喊地，任由着一伙花衣道士们吹吹打打，朗诵经文，然后守灵、下葬、扶山，过三十五日、过百日、三年脱孝；神秘的祖宗祭祀规制统一了——凡四街人，每家每户，都会在堂屋里、小楼上最正中最显眼最干净的靠墙位置处，设一张供桌神龛，张挂天地君亲师与列祖列宗牌位。初一、十五，逢年过节，摆放一些三牲果物祭品，送了汤饭，再点燃油灯蜡烛香灰，在闭目叩拜与袅袅升腾的一缕缕烛光青烟中，倾诉与寄托对故去祖先亲人们的思念……。由不同的姓氏们聚在一起，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杂交培育而成的共有的“四街文化”，就这样诞生了，并最终成为了她的儿女们世代相传的生活准则与行为方式潜规则。而四街村所有大小家族的文化，都在经意或不经意之间，成为了“四街文化”的一种奠基与组成部分。
　　　就在这种博大空容而又狭隘具体的地域文化的熏陶里，一代接着一代的四街人与通海人河西人，一道见证了明代大长衫、清代长辫子小裹脚、民国马褂瓜皮帽、军阀混战交恶、人民共和国建立、通海河西和平解放、土地改革、两个县合并（通海县）、三面红旗、十年动乱、大地震、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整个过程。
　　今日通海，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风景优美、人才荟萃。自从沧海变为桑田以来，在这块七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经涌现出许多能人志士，他们或以政绩军功惠及后世，或以经济、科技、文化艺术造福人民，流芳百世，成为通海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杞麓湖畔,汉、回、蒙古等外来民族的祖先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都曾经有过迭宕起伏的痛苦经历与光彩照人的兴旺时期。从田野考古和云南民族村寨调查数据中显示出来的,不同时期各自民族遗留下来的文物遗址遗迹中,可以清晰地追溯出各自的发展演变脉络和祖先们生前活动的情况。除开汉族大姓名人之外，纳古镇纳、马、合姓回族中，有着元朝著名穆斯林政治家赛典赤•瞻思丁后人，现传至二十几代数千人。诞生过大翻译家，二百三十万字巴格达版本《一千零一夜》翻译者纳训（1911-1989），“中国阿拉伯文化泰斗”、百岁老寿星纳忠（1909-2008）那样的风范大家。通海县回民中心纳家营，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滇中钢材、小五金加工基地“亿元村”，其经济规模直逼号称“云南第一村“的玉溪大营街；兴蒙乡旃姓，为元朝蒙古王室传人。兴蒙乡各姓蒙古族同胞,同样已经繁衍到了二十几代六千余人，被称为“撒落在大西南的草原部落”，并且孕育出了元朝丞相乞台普济（？-1318）那样的大政治家。
　　今日四街，早已成为一处滇中名镇。狭义的四街，专指四街镇驻地四街村，人口约5000。广义的四街，则是一个镇,还包括七街、者湾、大营、小营等10个村委会29个自然村，总人口4、2万。四街，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多彩的民风民俗、辈出的人才，为通海一方土地充实着深厚的内涵。这里出土的贝丘遗址、石器遗址表明，蛮荒原始时期的通海土著先民们,曾经在这里留下人类进化的足迹；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与古滇国都城咫尺之隔的她，从属于滇国领地；千年前的南诏国、大理国六百年辉煌，又极大地刺激了地处“通海城路”通道腹地的这一带的经济发展；七百年前的元代末期，村落雏形开始形成，人丁渐渐地兴旺起来，地名，从“沙沐罗村”到“小街”，再到“四街”几度变化，其间，称呼过杏花村、绿槐镇。之后因了约定俗成，最终定名“四街”沿用至今；从第一户人家落脚，到形成几千人丁的常、向、余、钱、杨五大家族与其它族姓聚居，四街村的汉族居民，经历了从内地外来移民、军屯户到农户，再到织布染布做买卖商人，最后定格为农户的几次大的蜕变，已经有着六百多年可以文字考证的历史。一拨又一拨外来汉民落籍四街的历史，就是汉民进入通海的历史。饱经岁月洗礼的四街,“轿子”地形地貌与众不同，文化气息浓厚,据传为高台、花灯、洞经音乐传承地之一“戏窝子”，四街洞经会技压群芳；小手工业发达，“四街布”(河西布别称)、小五金农具、骡马集市远近闻名；土特产品精美，甜白酒、豆末糖、沙糕口味纯正；旧时科甲称盛、私塾林立、人才济济。除开常氏大姓,还有其他姓氏“一门两进士”、“文武两解元”、“三凤,四凤齐鸣”，以及“大碾粑粑的传说”、“四街明清城堡形成之谜”……。近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回归，随着以四街村为主体的四街镇申报云南省历史文化名镇活动序幕的拉开，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聚焦到这里。古老的四街村，不仅仅只是一种地域村镇概念，更是一种历史概念和文化概念：
　　    这里的每一条街巷
　　    积淀着难以说尽的前尘往事
　　    这里的每一处古宅
　　    记载着几个世纪以来的人世沧桑
　　
　　这是一幅天成地就的画卷，也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并且认可的关于通海河西，关于通河坝子，关于一个叫做四街的小村庄从古到今形成演变的版本之一。固然我相信这种说法符合情理，有据可查并经得起推敲，却也期待着日后能再有其它的“版本”站出来说话，正本清源，互为补充直至取而代之；奔腾不息的岁月长河呵，你可以吞噬卷走人世间多少东西，唯有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一代又一代通河儿女，他（她）们把对自己家乡故土衣胞血脉之地的一腔缱绻真情融入血液，铭刻在心，代代坚守传承，如同那口又浓又柔的通海话河西腔，历久弥新，永远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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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足迹》到《杞麓湖畔的神秘家族》
　　
　　                          引言
　　　这是关于一本书的构思由来与写作过程的故事，又牵扯到另外一本书的写作过程和构思由来；这里讲述的是关于一个家族的故事，又牵扯到另外的一个家族。因为，这本书的问世，与另外的一本书有关，又因为这个故事的产生，是另外一个故事的延续。要说它们是同一个故事吧，既沾亲带故又各是各的，要说它们完全不是一回事吧，又不能将它们截然分开——因为，两本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地，都在山旮旯里同一个叫做四街的小村子，两本书里所涉及到的男女主角、配角，就住在同一个村子的东街与西头，他（她）们之间彼此熟得很呐。
　　　有的时候，历史，就象是一堆毫不起眼的玻璃碎片。当你不在意它时，它平平庸庸、分文不值，宛若高天上的流云随风而去。而当你试图去聚焦并触动它们时，这些碎片断块，却会刹那间迸发出生命的活力、耀眼的光泽，每一碎块断片都让你爱不释手。倘若能将它们拼凑起来，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这是一支五彩缤纷的瓶子。瓶子里，盛装着不尽的胜景、无限的风光，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辩理……在我的眼里，常氏入滇故事，就是这样的一支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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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19 00:27

　　　                         起始篇　
　　　那是九十年代初期的某个春节，我照例回到通海老家过年。在家叔那里，意外地见到一份本家族某位举人于清朝末年留下的绵纸抄本《余氏木本水源》。那是一册被二叔，一位离休多年的原边纵老战士随时宝贝一般贴身带着，走到哪带到哪，被揣揉翻看得皱皱巴巴的绵纸竖写宣纸本。里面，百年前一位先人亲笔楷书，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记录着我们家族的一些原始秘密——余姓祖先来自遥远的北方，六百前的元末明初，从山西随军入滇，战事平定后屯兵落籍于此地。先祖入滇时间为明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已传二十四代数千子孙，至今有着六百三十八年得历史,比常氏入滇早约三十四年。我连夜全文抄录了这些古老的文字，心里多了一份沉沉的心事以及一种“探秘”的冲动，很想把这种感受和日后探谜的结果完整地用笔墨记录下来。　
　　　此后，我便一头扎进这个题材里，由浅入深，尽量搜集有关云南历史的书籍资料，对家族中老人长者进行采访调查，对历史上曾经与祖先活动有关的遗址，如通海曲陀关、秀山、平顶山，昆明云南贡院、金殿、染布巷等作实地考察；日复一日，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中漫游过去再漫游过来。从当代、近代到古代，从民国、清朝到明朝，从云贵高原的归属，到她与中原的关系纠葛，往前一推再推。不知不觉中，竟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尤其是，对云南历史从古到今大的演变脉络，对古代汉民入滇的由来起因时代背景事件真相，乃至云岭大地立体的民族、立体的气候、立体的地理群落资源等等，都有了一些过去从未有过的全面了解。
　　　我惊讶的发现，云南古无汉民。她的文明始于三千年前，历经四个大的阶段。云岭大地，曾经先后诞生过部落性质的“滇国”、“白子国”、“自杞国”；诞生过疆域面积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南诏国”、“大理国”；元代起，云南被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偏居一隅的地理位置，三十多种不同血液基因的民族文化交融碰撞，孕育了她与中原截然不同的红土地文化。在她的怀抱中，发生过无数撼动天地可歌可泣，却又鲜为人知的故事，诞生过许多叱咤风云令人景仰，却久被埋没的杰出之士。
　　　我意外的发现，云南的古代文明相当辉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一方美丽的沃土，一座尘封已久的宝库，值得弘扬光大、大书特书的地方很多！然而，所有这些，在一惯制式的教科书们里，却轻描淡写、浮皮潦草反映甚微，以至于形成许多支离破碎的印象、许多难以衔接的断层、许多扑朔迷离的疑点谜团、许多相互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之处。给人以含混不清、人云亦云、替代编造、嫁接移植，甚至人为涂上政治色彩之感；红土地这幅恢宏瑰丽的历史长卷，几被中原王朝汉文化之“正史”大旗所覆盖淹没：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辽、宋、元、明、清、今，一根貌似粗大的垂直线条，便欲包罗代表泱泱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南、北、东、西，内地、边陲全部曾经的过去？……
　　　纵览云岭大地三千年古代文明发展史。始于剑川海门口，时值中原汉代,历四个大的阶段，五百年左右一个轮回。前期—中期—后期—今、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奴隶社会（碑刻文化）—封建社会（佛教文化）、滇—爨—南诏大理—蒙/汉、滇池—南盘江—洱海—昆明。立体地理造就，多种民族碰撞，多种文化融合，大大小小若干个国家（部落）数十代政权，此起彼伏穿插期间。故，就其政治统治中心而言，有“前五百年在中，中五百年在东，后五百年在西，近五百年在中”一说。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髯翁之言，仅只大致擦边。剑川海门口青铜器遗址、晋宁石寨山滇王之印、江川李家山牛虎铜案、曲靖陆良大、小爨碑、全国唯一的楚雄铜棺、小河淌水故乡的铁柱、大理苍山之麓三塔、下关万人冢、昆明东郊金汁河畔古幢、通海曲陀关帅府桃林、滇黔交界处洪武汉民入滇第一关、会泽县城八大会馆、昆明翠湖畔讲武堂至今历历在目，是为与中原内地春秋、秦、汉、唐、宋、元、明、清、民国各个朝代相对应的传世见证缩影。尤其是七百年前的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大军灭大理国，“大理”由国名降为一州，“云南”由县名跃升为省，治所从阳苴咩（今大理）迁往鄯阐（今昆明），从此正式纳入中原汉王朝国家版图，并作为元朝第一个“省”名推而广之，沿用六百年而末改。其历经元、明、清、民国、新中国至今的那段历史，更是其中一幅浓墨重彩的工笔画。由此可见，与中原并不同流同步，非几十年一贯制教科书上罗列的那种夏、商、周……朝代序列表粗略带过简单了事。“教科书”中的云岭历史，单一被动附属，以纯汉文化观点取舍、记录、书写，而真正意义上的云岭历史，是立体的、多层次的、多种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横向梳理云岭与中原各自的历史进程脉络，更是色彩斑斓、美不胜收。中原平川云岭高原，浩浩荡荡你消我长，同时上演着一出出欲罢不能的悲喜小品、壮烈大剧，从金戈铁马大江东去，到风花雪月小桥流水。中原之大气、坦荡、直白，云岭之立体、多姿、诡秘，交相辉映各得其所；泰山、巍宝山吞云吐雾气象万千，让人肃然起敬；澜沧江、黄河一泻千里所向披靡，使人血脉贲张。它们，分分合合源流有异，却催枯拉朽卓识远见最终汇合为一，共同编织出一幅耐人寻味的历史画卷，高悬于苍穹宇宙天地之间。你看：南诏始祖细奴逻与李世民大唐一代天子、剑川石宝山与甘肃敦煌、北敦煌南大理的经卷；“小河淌水”故乡铁柱与长安大雁塔；同为东都西都之太和鄯阐与长安洛阳比翼齐驱，阳苴咩与开封并列公元1000年时的世界十五大城市之列；阁逻凤、段思平、郑回、高升、张胜温、张洪纲，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和唐宗、宋祖、一代天骄一样如雷贯耳、百世流芳……;你看：在不同王朝疆域里的同一时段里，大唐国主武则天与南诏国主阁罗凤正分别在大明宫、五华楼里召集麾下文武群臣共商国事斟酌得失；这边，唐、南大军在西洱河畔杀得血流成河尸骨成山，那边，杨贵妃与三宫六院众多嫔妃正沉溺于醉生梦死歌舞升平；这边，南诏国宫廷大画师张胜温面对文房四宝，正构思《南诏图传》巨篇宏幅，那边，中原诗者李白、杜甫、白居易已在洁白的宣纸上奋笔书写下《兵车行》、《蛮子朝歌》；那边，唐、南两国恩恩怨怨了如未了，这边，南诏国派出迎娶唐朝安乐长公主的队伍，正披红挂彩乐鼓喧天等候在两国交界处的西昌“迎亲坊”；那边，郑氏篡权之后的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三个小朝廷如过客匆匆流星划空，这边，段思平举义发兵，正伫立秀山之麓“点将台”前宣读讨逆檄文；那边，宋太祖赵匡胤面对着墙上的军事地图，不停地把玩着手指间那把上等玉料制成的小小玉斧陷入沉思，这边，大渡河为界的大理国、南宋国两国边民互市正熙熙攘攘不分彼此；那边，两宋兴衰三百年间，中原大地烽烟滚滚，战云密布，经历了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四个王朝。北方少数民族也随之走过了辽、金两代。大漠枭雄成吉思汗雄才大略，相继统一北方地区，其继承者灭金讨宋，与南宋发生长期战争。这边，一出宋太祖以玉斧将“大渡河”以南划而“弃之徼外”的“宋挥玉斧”的故事上演，使得云南避免了中原大地改朝换代的血腥征战；那边，忽必烈亲率蒙古大军压境大理国境，杀牛宰马取皮为筏企图强渡大渡河，这边，后理国主们正与各大部落你争我斗互不相让终于沦为亡国之奴；那边，朱元璋干将蓝玉、沐英率大兵三十万由黔入滇，与元蒙主力对峙于白石江，这边，梁王、云南王、段氏总管三者间的明争暗斗各自为阵，无意中竟成可趁之隙；那边，蒙古王朝苦心经营一百二十年的最后一道军事屏障，随着曲陀关元帅府的失守成为昨日黄花，这边，杞麓湖畔的凤山脚下，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一座属于大草原部落后裔，有着七百五十年历史的南方村庄；那边，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山西洪洞大槐树一南一北两大兵营里，正集结着数百万移民大军，这边，云贵交界处的胜景关五尺驿道上，呻吟哭泣人喊马嘶，已走过来一拨拨中原汉族移民；那边，势单力薄的明朝遗老遗少们簇拥着永历皇帝企划着复辟大业美梦，这边，“变色龙”吴三桂的魔爪早已高悬在他们头顶上方；那边，末代明皇正惶惶如丧家之犬逃难缅甸，这边，滇西腾冲某山坡上的一爿无名小店，已诞生了关于“大救驾”的美丽传说；那边，奸臣吴三桂急切切无藏身之处，这边，江南名妾陈圆圆已红颜薄命万念俱灰一朵涟漪投入莲花池水；那边，古今唯一状元金榜题名的消息，正由五百里快骑从京城飞报入滇，这边，万里之外拓东古城金汁河拱桥上搭建的状元坊已然落成；那边，袁世凯在北京改元称帝龙袍加身，这边，蔡锷明察秋毫不负众望在云南打响了护国讨袁第一枪；那边，蒋家王朝寄最后希望于云贵天险负隅顽抗，这边，卢汉龙云已高举义旗放下屠刀，免除了多少生灵涂炭；那边，国共两党正规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次战役在“滇东火炉”元江宣告结束，这边，滇境“三十七部”经过新政府甑别，统一划属二十六个民族……。
　　　这一切的一切，既惊天动地起伏跌宕，又循序渐进有滋有味。从中又可见，中原有中原的自豪，云岭有云岭的骄傲。中原有秦皇一统、贞观之治、唐诗宋词、四大发明，云岭有六诏归蒙、雄踞西南、妙香佛国、绝品三塔。古代云南与中原之关系，岂是那似乎早已约定俗成一锤定音的“华夏一统中原正宗”八个字所能概括包容一言以蔽之？是否还应该再有别的什么解释，而不是风马牛混为一谈？我不得不慨叹：云岭高原的历史，如同她的千山万壑；云岭高原的故事，如同她的莽莽林海。只不过，在她的身上，千百年来，一直被自然地人为地覆盖了太厚的尘埃，又被人们在岁月流失朝代更迭的轮回中，循着大汉民族一脉相承的主体意识与“正史”，有意无意间颠来倒去搞得很乱，几近面目全非，以致于人们对她似懂非懂，感觉上总是隔着一层什么。
　　　我不得不慨叹：饱经沧桑苦难深重又桀傲不屈的云岭，恰似一块被深埋地下多时的珍宝。只有当人们将你挖掘而出，缓缓揭开你那承受已久的红色盖头，轻轻拂去你苍老肌肤上一层层淤泥腐土，与你不再“隔着一层什么”，才会明白，原来，在云岭这部至今仍令无数国人懵懵懂懂的“书”中，竟然还有着那么多从未被翻启过的崭新页码篇章！自己脚下踩着的，竟然是这样一块本不该被误解，本不该受委屈，更不应当被蔑视的神奇的红土地！
　　　　                      突破篇
　　　对云南历史的梳理及所感所得，进一步坚定了我对《余氏木本水源》作一番全面考证，对六百年家族迁徙史进行一次力所能及全方位挖掘整理的信心。随后的数年时间里，我悉心搜集与此相关的各种资料。利用回四街的机会，遍访在世长者，实地察看余氏宗祠及部分家族墓地，了解家族里可能幸存的家族文物，试图得到更多的蛛丝马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积少成多，作了一些调查寻访及相关资料搜集，集腋成裘，将得到的残篇断简以文字记录的形式连缀成数万字书稿专辑，取名为《足迹》；并多次通过电话联系方式，牵线搭桥，试图与山西静乐祖藉余氏本宗取得联系，为中断往来长达六百年的滇、晋两地余氏认祖归宗搭建起一座空中桥梁。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不仅逐步掌握了一些新情况，而且搜集到一批珍贵的家族历史文物，《足迹》内容不断充实：
　　　1，对宗祠、碑刻、家谱等家族文物进行的基本情况摸底调查。四街余氏宗祠，位于四街村东街原灌木塘龙潭旁，占地一亩余。作为家族气脉象征以及历朝历代祭祀祖宗场所的祠堂重地，地盘房舍基本保存，但因年代久远失修早已破旧，又经六十年代四清文革运动及七十年代的大地震轮番折腾，祠堂内外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原祠堂内供奉的祭祀专用器具案几、历代积累之牌位、神主、字画全数荡然无存；大殿正门原四扇做工精美的木雕格子门不翼而飞，据说，早年被倒卖到了者湾；院内两棵高大挺拔两人合围的柏枝树，文革前后被人拦腰锯断，拉去改成板子；原嵌于大殿左右墙上的青石记事古碑地震后不知下落；散失的牌位等木制品，在“围海造田”时竟被丢弃到海田里，用做臀下脚下垫坐之物；四合五天井的家庙里，部分地基石块被人撬取抬走它用。相当长的时期，神圣的宗祠实际上已变为公房仓库堆放杂物之所。堪称余氏宗祠建祠以来的第二次劫难（第一次浩劫为清初年间的大地震）。
　　　家庙如此，私人家里也难逃厄运。族中一位长者，四清运动中被迫无奈，一次就烧掉家藏历代各类古旧书籍字画三大谷篓。另一族人亦为生活所迫，将家藏几百斤古旧书籍以一分钱一斤贱卖给了供销社，其中夹杂着一些古人字画条幅，稀世珍本孤本，甚至家族史料。真乃荒唐年代不堪回首，人祸天灾又能奈何？
　　　墓志一类，四街余姓祖坟地，依年代先后依次为大西山里边、花果山、大文壁下凹子、与江川交界的白新寨一带数处。如今除大文壁下坟地保存完整外，其余几处年代久远的古坟，多在解放初期的大跃进年代被挖除迁走，墓碑下落不明。现位于大文壁下的一冢本家祖坟，还是解放初期花果山一带开山造田时，家人闻讯赶去，取出原坟内骨殖移葬过来的二次葬坟莹。目前要找到那批极可能含有考古价值文字记录（如迁徙、官爵、及第、名讳、重大史实等）的明清两代古墓志铭已不可能。
　　　至于口碑传说典故，更因年代久远，三代以上先人的具体情况鲜有能说清者，在所先后访问的长者中，大都只能记清本家分支三四代人情况，没有文字记录，全凭口碑代传的家族典故则多为“铁改余姓”——六百年前，始祖公在乘船逃命后有追兵被人盘问的危急关头，随口说出“姓鱼”一则故事。此事颇离奇，在省内其它一些地方的余姓中也同样流传着这个故事。至于山西祖藉情况和先祖来滇过程等重要史则无人提及。想必是漫长的岁月时光，逐渐削磨淡化了一代又一代后人的记忆情结，早已将“山西源河西流一脉相承”的子孙们，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云南人。
　　　2，恢复祖籍地地名。根据家谱中“太原府晋罗县”记载，推断既属太原府辖地，距太原则不会太远，如同云南省会昆明所辖之禄劝，嵩明、晋宁一般。通过多种渠道努力，最终确认并纠正了碑刻中的失误，将祖籍地名“晋罗县”恢复为“静乐县”，并进而推断出进入云南河西的第一代余姓始迁祖不识字，请人代笔，从而出现地名错用了同音别字的失误；
　　　3，发现两方清代碑刻。龙年2000年初某日，在四街余氏宗祠天井里的水井旁边，发现一块被用作洗衣板的清代石碑《捐功德碑记》，内容为家庙修缮时族人所捐田地银两之事，无具体立碑年代；
　　　　《捐功德碑记》
　　　　今将先祠功德使费各项开列于后
　　　　——捐功德人
　　　　浩后送银伍两学泗煊南超南召南父子银拾两三钱八分
　　　　光祖道济伍丙二钱七分渊自勤自得银五两
　　　　深银伍两贰钱七分自新银四两魁龙五两九钱八分
　　　　财□两 □宝银伍两
　　　　——起盖前后层过共使费银捌佰陆拾玖两伍钱贰分
　　　　——修理前后层过共使费银壹佰陆拾玖两伍钱壹分
　　　　——送地基人赞海道济送祠西边上一节地宽六尺长二丈有零；之湛送祠西边下一节地宽一丈长五丈有零；之汝茂寅满送荷花塘一个盖前层约宽一丈长二丈。
　　　　——祠内蒸田园地
　　　　大营后宋家大埂一丘名大洋田约有八工军粮一斗七街诰封碑下头小五丘约有四工□秋粮三升买得旃姓田叁丘坐落百顺村门首价银壹百伍拾两秋粮壹斗伍升买得祠东边凤翔地一路价银柒拾两路五尺通
　　　　魁□同后文买得祠西边自新地一路价银陆两数项山地靳碑无布□
　　　　——祠内原有祀祖会一个会友十二余人积得银柒拾两余有十数人不愿祀祖瓜分会银惟有学泗、学程、见龙、杰湛、深洵、光祖潮九人将分银贰拾柒两借祠堂打家堂□今格子今已十九年祠内每年应拨租谷壹百零捌角与九人做会日后有银偿还方可止租。
　　　　——入祠配餐之须□正行端年逾六旬或游泮或节孝且起盖先祠竭力捐金者方可否则混入祠送不惟灵□难安亦且贻后人以指摘之端矣
　　　　                                     二000庚辰龙年春节恭录
　　　　
　　　时隔三日，又在某族人家小屋内，发现七0年大地震后倒地摔断为两截，被他家人收藏起来的《重修祠堂碑记》石碑一块。内容为清初年间一次大地震之后，重修家庙的艰辛过程，字迹基本清晰完整，破损较少，有立碑年代。

　　　《重修祠堂碑记》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思木本水源尊祖敬宗者也予
　　　始祖衍山西晋罗县洪武年间奉命调兵至滇王事既勤遂留居于邑之东里焉孤传五代始生鹤全二公嗣后两支并茂吾□□太高祖承孔弟史暨□千总应孔公等乃立庙以祀先奈地覆倾颓悲添□者不止一次而乾隆已酉年尤甚
　　　族中父老不忍以草创供灵捐金会崇积二十七年得银千余两共欲辉煌建祠有次支族人立意鲸吞□以挥地为名套入号铺数年本利不偿族众哀求天遣伊势据虎狼不惟分毫不与反折毁旧祠将次支牌位撤回忍让我长支先灵暴露予父子目击心伤约我长支老幼各捐功德名任险危一面赴县府司院投诉一面办砖瓦木石建祠誓欲捐躯报祖，熟料讼狱方与伊所办庙地矣不惟是且□□□□久病之母拘禁饿死□我父子等幸而祖宗照佑官府详明所诬命案虚审所控祖银断还肆佰余拾两伊抗徼包银尚不敷叁佰之数予父子偕长支等百般设法百般止垫才将前后庙宇焕然维新迄于今患□□□之人死者死矣生者亦寥寥矣廻思若等构祸时族人助纣为虐者不少袖手旁观者亦不少□□□□□□赴汤蹈火偕长支等控经两三载修峻七八年若等自思何面目见先人于地下耶临序感激非敢云有功也
　　　愿后世子孙勿忘创业之艰耳
　　 勷事人
　　 学泗汝茂德文学禹熹煊南光祖道济深奠南超南道洽道灜道湘阶进自新自秉树勋仝立石
　　　　 道光七年夏五月十四世孙煊南题并书
　　　　                                 二000庚辰龙年春节恭录
　　　　
　　　众所周知，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人类活动发展历史，都是靠文字记录流传下来的，而文字又往往因年代久远、战乱盗贼、水火灾害、地震、迁徙流动或人为焚毁损坏而最终失传。除开文字以外，就只能凭先人们留下的活动遗迹，如墓志、石刻、随葬品、用具等文物为依据去作客观科学的推断考证，这便是考古学之由来。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远者，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举，真不知湮埋灭绝了多少华夏早期历史。近者拿云南来讲，与唐、宋汉王朝同期对峙共存的彝、白土著民族王朝南诏国、大理国、强盛一时，唐、宗皆惧，前后沿续为国统治滇、川、黔一带广大地区达六百多年，创造了滇文明史上最大的奇迹。然而，今人追溯滇史，恰恰这六百年几为空白，令史学界无以弥补。直接原因便是文字失传：大理国被元朝天亡后，忽灭烈下令，凡是南诏国、大理国遗留下来的，无论宫室、官方、民间收藏的文献、典藉，一律尽数焚毁殆尽，连为数众多的石刻碑记都不放过，令兵士搜刮集中砸为碎块，从而使无数彝、白先祖们代代苦心经营、积传之记录着滇境六百年历史演变进程的宝贵文献毁于一旦，仅存世《南诏德化碑》、《蛮书》等极少数孤品。以至于今日之堂堂史学界面对那段漫长历史过程，也只能作推测定论而“望史兴叹”。埋没整整三十年后得以重见天日的余氏两方古碑，是继《余氏木本水源》之后最具价值的家族正史。不仅有与《余氏木本水源》中吻合的“山西晋罗”祖籍地明确记载，且附有数十位先祖名讳，弥足珍贵。其中《捐功德碑记》年代最早、当为家庙筹备重修阶段所立；《重修祠堂碑记》次之，为家庙修峻后刻立，具体年代为清道光七年，即公元一八二七年，距今一百八十一年。
　　　饱经沧桑的青石碑刻静静地躺在地下，无言地诉说着它所历经的岁月时光。抚读碑文，百年前先祖们与邪恶势力奋力抗争，维护家族根基正气、誓与宗祠共存亡的情景，宛如一幅幅似曾相识的古代题材影视剧中的鲜活画面。它们已不再是一个个没有标点符号的单一文字的叠加，而是一部可歌可泣的用赤诚之心与汗水、鲜血乃至生命写成的浓缩了的历史画卷——为重修破旧的宗祠，节衣缩食、筹积二十七年，得银千余两，不料族中败类意欲鲸吞，继之手足相残，病魔缠身的老母被强行拘禁、活活饿死！……读来不禁令人黯然神伤。按，古时银两值钱，堂堂明代三宝大太监郑和，其云南玉溪后人为办学募捐，第十一代孙中有二人各捐银五两，二人各捐银三两，在当时已属大额之数。同一时代的余氏先祖们筹积千两之银，其难度与虔诚可想而知。
　　　4，发现关于宗祠修建（建盖）确切年代的原始文字记录。2001年初，在家庙正殿里，发现一百八十六年前的嘉庆年间，先祖用墨笔书写在宗祠大梁上的二十一字手迹：“簪大清嘉庆二十年岁在乙亥十月二十日合族鼎建”。这些文字，证明了四街余氏宗祠的某一次修建时间，为清嘉庆时期的公元1815年，距今已有一百九十三年。
　　　5，发现宗祠楹联原文。2001年八月，昆明某单位一退休族人，提供了他本人亲笔于解放初期抄录的，早已失传了的原四街余氏宗祠内门联匾额原文，计有门联四副，匾文三条，其中可见余氏源流蛛丝马迹。
　　余氏宗祠门联，匾额原文
　　　　
　　　　大殿楹联：
　　　　山西源河西流一脉相传洋洋乎直超五股而上
　　　　春履露秋履霜瓜瓞葛？绵绵也垒长搏击千年
　　　　
　　　　大门联：
　　　　秦廷作相家声远滇境调兵世泽长
　　　　
　　　　侧门联：
　　　　阶前明月千年在门外清溪万古流
　　　　
　　　　左门联：
　　　　鸿猷绳祖武燕翼贻孙谋
　　　　
　　　　正殿匾文：
　　　　丕振家声承先启后有志竟成
　　　　
　　　6，发现最早的宗族墓葬。2002年元月，在通海布家冲山坟地，发现一棺现存最早的余姓墓葬，为明清交替之际，第十一代孙余之选夫妻合葬墓，坟冢、墓碑及墓志铭完好无损（之选公，生于康熙16年，公元1677年。卒于乾隆3年，公元1740年，享年61岁）。
　　　　之选公之墓
　　　　妣生于康熙丁巳年正月十七日巳时
　　　　考生于康熙西巳年九月初二日申时
　　　　皇清待赠拟谥毅直勤恪余公讳之选
　　　　庄襄慈顺余母陈孺人
　　　　                 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子时吉旦
　　　　                  孝男先逝男增生宽孙左得生员遂学泗仝立石
　　　　
　　　7，发现部分明清先人遗物。2003年年中，征集到本家族清代光绪年间一位举人余自芬传下的部分遗物：《宦乡要则》等古籍20余本，兵器、象棋等用品数件；
　　　2004年10月间，征集到本家族清代光绪年间一位文进士余自珍之遗物：顶戴官帽一顶（含衬领），同科进士李坤书赠团扇一柄，自珍公手书折扇、对联、条幅若干。
　　　余自珍，字琼山，清光绪已卯科进士，皇亲例赠封承德郎。生于同治噸亥年冬月初五日寅时，卒于宣统辛亥年六月二十日亥时，享年五十有九。余公中进士之后，授临安知府，职任未满，因眼疾日重而告病还乡。之后，因公文彩出众而被河西县知县聘为师职。公却之不任，知县无奈，改聘为本县督学，主理本县之学校事，辖区从七街以东至现在的海东村一带。公因病去世后，葬于四寨小新庄村后树林中，解放后，因小新庄村民学造大寨田于坟茔附近，迫于无奈，后裔将其坟冢迁葬大西山至今。
　　　8，根据现有史料，推断出四街余氏宗祠的由来演变——
　　　1650年（清顺治七年）前后，明清之交，余氏第九代孙应孔公升任开广千总武官，族定四街为余姓源头，集资建盖家庙。此后家庙历经大小地震无数次（“……地覆倾颓……不止一次）——《碑记》
　　　1789年，乾隆乙酉年（五十四年0，特大地震毁坏民居、家庙，族人边重建家园民宅，边筹措重修家庙，成立“捐金会”。
　　 1808年（嘉靖十三年），筹措经费，打家堂格子门——《碑记》，立《捐功德碑》“打家堂格子门今已十九年”，经族人鼎力“宗积二十七年得银千余两”。
　　　1815年（嘉靖二十年）重修坍塌之家庙，立新梁并题二十一字于大梁之上。此后，持续修缮家庙，殿堂七、八年，“控经两三载，修峻七八年”。
　　　1827年（道光七年）夏五月，家庙彻底修复，立《重修家庙碑记》，由十四世孙煊南题并书之。
　　　1968年文革高潮，横扫四旧，红卫兵逐家销毁“四旧”，家庙中历代供奉牌位物品，散失被毁，家庙偏殿被分给私人用做住宅。
　　　1970年1月5日凌晨，通海发生7.7级大地震，死伤人数仅次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四街属重灾区。家庙亦严重受损，大殿左墙坍塌，屋顶及梁柱受损，重修之。家庙自此一直用作杂物仓库。
　　　家庙1650年左右始建，迄今已三百五十余年；1815年重修，至今186年。据推侧，1789年大地震时，整个四街民宅多已倒塌，以至家庙不得不重建。今日四街民房多为1789年后陆续建盖，有200多年的历史。旧时，家庙地形得当，门墙外一弯清流绕墙而过常年不息，院内两棵参天古柏挺立。宗祠有专人管理，每年春秋二祭，代代相传，族人家庙团集，促膝相依，亲情融融；六十岁以上长者过世，牌位皆送祠堂内供奉，连江川县乡老村余姓亦此，解放后逐渐废之，以至今日连祖先牌位皆不见一块！……
　　　如果说,几年前的探谜冲动还只是一时的心火热与泛泛空谈，那么之后几年的付出与所感所得，真是一种实质性的突破和跨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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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19 00:27

　　　……一次次意外发现，一次次从未有过的惊喜，一种义务和使命感，让我内心产生了一种发动最后冲刺，即可到达某种终极目标的兴奋——几年的努力与积累没有白废，家谱、碑刻、一批家族文物、幸存的家庙，让我对自己家族的来源、宗祠的修建年代、家族里都发生过哪些重大事件，出过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以及举族捐资、多次重修宗祠等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书稿页码与日俱增。激奋之余，我脑子里蹦出一个念头——何不亲自去一趟山西静乐，看看祖籍模样，寻找余姓源头，充实完善《足迹》书稿，早日了却心愿，把“桥梁”搭建起来？
　　　机会终于降临。2006年6月底至7月初，我第二次到大西北出差。我从玉溪出发,独自一人，冒着大西北零上43度的高温天气，专程去往位于黄土高原腹地，晋西北的山西省静乐县。
　　　静乐，真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距离内蒙古直线不到两百公里。真是另外一种陌生的地理世界，满眼都是和云南的山完全不同概念的清一色黄灰色干土丘林，密密麻麻，一望无垠，一道一道馒头形隆起，没有树木，很少长草，更不用说绿油油的各种庄稼,有的是大大小小高低错落的土窑洞。这，就是我的祖籍故里？我，真的是黄土高坡的儿女？刚一踏上静乐土地的那一瞬间，我的心头感慨万千，泪水情不自禁的涌出眼眶，是在现实里？幻想中？还是在《信天游》的苍迈歌声里？
　　　虽然，回到了阔别六百年的祖籍故里；虽然，来到了汾河源头,文武庙前,天柱山下,土窑洞前；虽然，亲切而又陌生的祖宗源头之地，第一次向我撩开了她古老而又神秘的面纱,然而,令我始料不及的是,不仅因了年代久远，史料缺佚,时间有限等诸多客观条件限制，祖籍“寻根之旅”无果而终，中途搁浅,并且还引发出了新的更大的谜团："姓氏余、于真伪之谜"(笔者将作另文探讨),真是旧谜未除,再添新谜!内心充满了失望与惆怅——当一个人怀着满腔的热情，经过了长途跋涉，来到一处心中的目标之处，却发现，这个目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目标，它只是你所要到达的终极目标之前的一个小站而已——这意味着，目标还在前方，还在远方，今后还将继续付出努力，还有很长的路要去走去闯！……
　　　尽管一时难以找到传统意义上的血缘之“根”，我还是感到不枉此行，很知足了。如果说，昨天我曾经试图以笔墨的方式勾勒与记录祖先由晋入滇史实，那么今天，我用自己的双脚，承载着一个生命的活体，回归这块黄土地，将通海与静乐连在一起，把余氏家族的上游源头与下游水尾连在了一起；我敢断言，在这里停留的一个夜晚两个白天三十个小时，冥冥之中，我已经进入到了先人六百年前曾经活动的环境里，我的灵魂，已经与祖先进行过某种对接，我所用脚步丈量过的故里土地上，必定会留下与祖先们重合的足迹！
　　　在静乐，我度过了一个梦幻般的不眠之夜，取了一瓶天柱山地下泉水，一捧文武庙后山古窑洞旁边的黄土以作留念……离开静乐县,返回云南的路途中，我写下那篇两万字的游记《静乐寻根记》（载山西静乐县文联刊物《鹅城》复刊08年第2期）。回到玉溪后,又写下一首小诗《根》，发表在文学网上,寄托自己于心不甘又有所失落的惆怅心情：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粒种子
　　　　    被风从北方吹落到了西南
　　　　    一个新的姓氏
　　　　    随之诞生在杞麓湖岸
　　　　　　如今种子已长成一棵树
　　　　　　枝头结满了果实
　　　　　　我不在乎是哪个枝杈上的果
　　　　　　却很想知道
　　　　　　自己的根在谁处何方
　　　　　　于是
　　　　　　在这个骄阳如火的夏日里
　　　　　　带着一连串没有答案的问号带着
　　　　　　一片绿叶对根的思念向往
　　　　　　我独自一人
　　　　　　踏上漫漫旅程
　　　　　　从云贵高原去往大西北
　　　　　　从杞麓湖边一步一步
　　　　　　走向汾水河畔
　　　　　　
　　　　　　到了我终于来到了
　　　　　　这块黄河中游无比陌生的黄土地上
　　　　　　面对着
　　　　　　满大街鼻音浓浓的西北方言
　　　　　　远处山坡上
　　　　　　一排排写照岁月沧桑的旧窑洞
　　　　　　禁不住思绪万千心旌摇荡
　　　　　　虽然只有短暂的三十个小时呵
　　　　　　却仿佛
　　　　　　一头栽进了梦幻仙境蜜罐
　　　　　　掬一捧汾河大桥下哗哗的流水
　　　　　　抓一把文武庙窑洞前硬梆梆的干泥
　　　　　　既亲切甘甜还散发出阵阵馨香
　　　　　　耳边分明传来了
　　　　　　您朝我走来时急促的脚步喘息
　　　　　　我的手指已经触摸到
　　　　　　您缀满补丁的一角衣裳
　　　　　　可就在我即将扑向您的一瞬间
　　　　　　您却忽地转过身去
　　　　　　佝偻蹒跚的背影从我眼前消失一晃
　　　　　　…………
　　　　　　我的眼泪哗地涌出眼眶：
　　　　　　怎么您
　　　　　　您听不懂我的南方口音怕认错人
　　　　　　您不相信
　　　　　　六百年前的那粒种子
　　　　　　已经变成一个庞大家族
　　　　　　繁衍落脚在遥远的云南边疆
　　　　　　您可知道——
　　　　　　我大老远的回来不就是为了
　　　　　　捧一颗心温暖您苍老的怀抱
　　　　　　不就是为了
　　　　　　让饥渴的目光实实在在看上一眼
　　　　　　您那饱经风霜的脸庞
　　　　　　究竟是个什么摸样
　　　　　　
　　　　　　我走了
　　　　　　随身带走一捧大西北的黄泥土
　　　　　　一瓶汾河的水
　　　　　　带上收获留下遗憾离开您
　　　　　　在翻山越岭的车旅颠簸中我
　　　　　　一边流泪一边还在想
　　　　　　难道好事都得一波三折
　　　　　　莫非是因为我的错觉紧张
　　　　　　——那是您过于兴奋激动
　　　　　　背过身去掩面而泣呵
　　　　　　我竟然当作您不愿和我相认
　　　　　　还是您昨夜梦见
　　　　　　归家的孩子是一大群
　　　　　　忙着侧身翘首凝望远方
　　　　　　等待着
　　　　    等待着所有离家的儿女们都到齐了
　　　　　　三声叩首之后开启那坛
　　　　　　在深深的山药蛋地窖里珍藏了
　　　　　　几百年的老汾酒
　　　　　　在噼啪噼啪的鞭炮声中
　　　　　　甜甜地叫您一声
　　　　　　该吃团圆饭了我的白发亲娘……
　　                            转折篇
　　　那时我一门心思想写的，是关于我的家族由晋入滇的史实。一转眼几年时间过去了，其间还经历了意义重大的山西寻根之旅，《足迹》却未能够写下去，依然还是一堆凑合在一起的粗糙而浅薄的文字和图片。为什么呢？一是现有的余氏家谱的内容篇幅过于简略，可供参考的其它文字资料太少，缺乏有血有肉的人物、故事维系支撑，最关键的，是我的家族渊源迷雾重重——姓氏之谜、种族之谜、入滇身份之谜。三大无法揭开的谜团，如同一座陡峭的高山绝壁，无情地阻止了我前进的步履，我不得不望而却步。于是，只能用一首小诗为静乐之旅划上暂时的句号。
　　　在内心隐隐的苦痛、不舍和迷茫中，我想到了四街常氏家族。一次极为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那本紫红色封面的《忠武常氏家谱》，得知，世世代代和我们余氏家族一道居住在通海县四街村子里的常氏家族，竟然是来自南京故宫的明代开国元勋、开平王常遇春的后代！它勾起并印证了一段埋藏在我心里多年的儿时的朦胧记忆——远在我的孩提时代，母亲就曾经对我说起过，排列四街村常、向、余、钱、杨五大家族之首的常氏家族，从前祖上有人当过大官，后来因为犯了法被赶出朝廷，充军来到云南河西。
　　　或许，就从那一天开始，云南大山的迷雾、河西通海的变迁、四街村的演绎、常氏家族的秘密，更加持久而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扉，使我萌动了去探寻、去梳理、去书写关于它们全部奥秘的念头。于是，我中辍断续写了几年的《足迹》，开始掉转笔头思路，试图进入另外一部书的创作，进入常氏那片陌生的土地去探寻新的宝藏。《杞麓湖畔的神秘家族》就是这部新书的名字。
　　　过去的日子里，我曾经四去北京、三去西北、五去江南、五下海南、六去上海、九到广东，足迹涵盖了分布于华夏版图南方、北方之间，长江、黄河两岸的云南通海（河西）四街村五大家族发源地—— 安徽、四川、山西、江苏、湖广以及常遇春生前主要活动区域。从而使自己有了更多的机会，在云南边陲与中原大地之间，在常氏入滇、汉民入滇两段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源头与下游之间，在各种各样的时代背景、人物、事件之间，经纬交织、穿梭往返，去更多层面、更多方位地感受那段距离遥远，活在抽象的历史概念中，活在各式各样的文字记录故纸堆里的开平王家族变迁史和汉民入滇史，从中汲取创作灵感。其中，京、津、宣（宣化）地区，有锦衣卫遗址——当年河西四街常氏后裔们子孙世袭、光宗耀祖、履行朝政、频繁出入的地方；有古都南京，明朝开国首都、虎踞龙盘之地——她拥有众多相关历史遗迹，明孝陵、包括常遇春墓在内的明初十二位功臣墓陵、常府街、秦淮河、柳树湾、锦衣卫遗址和四街常氏们留下的足迹；有安徽淮河沿岸——开平王的家乡故里，明太祖朱元璋肇始龙兴之地；还有云南、贵州两省交界处之胜景关——古代入滇第一关，边陲古道“通京大道”数公里残存遗址……。当年的常遇春，戎马驰骋，南征北战，足迹遍及海内。其主要活动区域，如安徽、北京、南京、河北、湖北、湖南、江西、河南、江苏、浙江、陕西、山西、甘肃、内蒙等省区，我大都到过，有的去了不止一次。而对我内心冲击最大的一次出行，当数07年盛夏六、七月间与初冬十一月的两次北方之旅。近两个月时间，先后数次往返于北京、天津、太原、内蒙古、西安、宣化等地。这些地方，正是常遇春当年建功立业、浴血奋战，驱逐元帝、功成身殁之中心地带。真是一路前行一路感受，所到之处，北京故宫、天津锦衣卫桥头、太原汾河岸边、内蒙古大草原、八百里西安关中平原、宣化古城、柳川河畔常峪口村、十三代帝王陵墓集中地，一处有一处的惊诧。群峰蜿蜒耸峙的山西忻州雁门关、雄居“天下九塞”之首，若即若离、若远若近的古长城烽火台历历在目，那金戈铁马风云多变的历史画面，竟一幕一幕、忽忽如风，自然浮现于脑际；山西、内蒙交界的西口（老虎口），当年常遇春挥师北伐、势如破竹直抵这里，逼得元蒙宫室家眷从这里的关口门洞狼狈地逃窜出关，回到马背民族故里避难。正所谓，皇帝也同凡人老百姓一样，平日总想离家远走高飞，最好别回来，但只要遇到挫折大难，却又总是往老家跑去；张家口宣化古战场、常峪口村南门，明代古桥广济桥边，常遇春的名字在当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雁门关，一度成为了中原汉族王朝政权与塞外少数民族政权相对峙的前沿阵地。在那中国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界处，在西口长城边广场上，屹立着一尊康熙大帝骑战马青铜塑像，一代清帝正身披战袍、神色庄重注视咫尺关外，也不知此刻他在想些什么？但置身此地的我，终于在万般遐想之后，蓦然理解了什么叫做“关隘”，什么叫做“塞外”，为什么，那许多凄楚绝美的传世佳作名篇绝句，都与这塞内塞外接壤之地有关：“大漠孤烟直”、“长亭外古道边”、“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与它们的零距离接触，给我带来了极度的亢奋和凝重的反思。我们，从那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并使我得以隔着六百年时光隧道，窥视早已经消失在这空容隧道另一端的一幕幕场景、感悟开平王常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与悲欢离合、洞察充满悲剧色彩的南明残阳与秦淮八艳故事、体味轰轰烈烈的汉民入滇壮举、阅读改朝换代的历史大剧、思索如梦人生的真正含义——却原来，朝代这样改变、人生这样起伏、生命这样流淌、文化这样传承。　
　　　在着手构思本书的同时，为了尽可能的弄清楚常氏家族的方方面面，我力所能及地查阅了一些历史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元、明、清正史，野史，《云南史料丛刊》以及四街《忠武常氏家谱》中收录的相关朝廷圣旨、奏章、谕文、规制、祭文、碑文。尽管，它们都是一些对于今天的人来讲显得晦涩难懂的文言古语，但在这些老古董里面,却携带着无限绵长的历史信息。当第一眼看见它们时，我内心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震颤，心跳在加速。久远而虚幻的历史画面，正汇聚成一股实实在在的力量，以光的速度、零的距离，决堤洪水般地朝我扑面而来！——原来，那一份又一份代表着一代大明中央王朝最高级别的宫廷文书，有的，来自南京故宫，有的，来自北京红墙；有的，直接由朝廷六部快马发出，有的，则是从天安门上，由司仪太监们用“云盘绳”放下金水桥，再由跪在金水桥上候旨的钦差大臣小心接住，放入囊中，命四百里快骑，昼夜不停，经由那条连接京城与西南边陲的“通京大道”,专程送往万里之外的云南省临安府河西县四街村。而享受这种待遇的，似乎已经不仅仅只是常氏家族；原来，在中原京师大明朝廷与山旮旯里的四街小村子之间，曾经长期地、真实地存在着一条神奇的信息通道。若非亲眼所见,又有谁会相信，一个家族的数百年历史变迁与一个姓氏的由来,尽在一套朝廷文书之中？更莫说去做梦去幻想,这些朝廷文书的撰写、颁布与来回传递,就是为了某个小村子里的某几户人家！我敢说，第一次接触到它们的人，都会顿生一种发自内心的惊谔与撼动，并随之隐隐生发出一种对于历史时空的奇思遐想——大到朝廷文书、皇上圣旨、官府奏章，小到家族谱牒、明清功名录，既有常氏一脉氏族信息扑面而来，既有众多人物、事件交织缠绕，又有封建王朝原形架构、运作机制的余辉闪烁。走进它们、仿佛走进了一座没有被开发过的神秘处女地；捧读着它们，就如同在捧读一部厚重的史书。
　　　我的总体创作思路是：以常继祖（常升次子常遇春孙子）分支的百年坎坷演变作为主线条、切入点，围绕一个家族与一个时代的关系，围绕常遇春的丰功伟绩、家族罹难、后人一支流落云南、被朝廷平反启用、与整个王朝相始终，这一连串真实的历史事件和过程，再截取某一特定历史时段的大环境，借助某些重要的事件、人物作为描述契机和联结链条，以与那个时代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如建文皇帝），重大事件（如靖难之役）为背景烘托，远近交叉、纵横结合、全面展开。在简略剖析、描述大明王朝，尤其是南明王朝兴废盛衰的演进脉络过程中，借助四街常氏后裔们的特殊身份与经历，复原与再现那个时代的面貌，展示世事沧桑、历史奥秘、人生百味。在力求冷静缜密的理性眼光里，也渗透着作者唏嘘慨叹的某些个人感性色彩。
　　　不知有多少次，我的思绪被浸泡在与本书相关联的历史时空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物、事件、情节中不能自拔。我万分感慨，我们真是生活在一个五彩缤纷的两极世界里，任何困难与挫折，阻挡不了人类进军宇宙，寻找未来的步伐，阻挡不了人类下海入地、发现过去的梦想。固然，时光流水天地悠悠，今人古人人非物是，但我们却始终永远而密不可分的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同一片蓝天，同一块土地上。在地球这艘庞大的“旧船”上，古往今来，曾先先后后你上我下你来我往，无数次循环，容纳过无数拨身着树叶兽皮与汉服唐彩宋装清靴西服，不同年龄性别，不同肤色面孔，不同族别品位的新老客人。我们现代人，只不过是在继承着古人们的继承、经历着古人们的经历、感受着古人们的感受、重复着古人们的重复、循环着古人们的循环、演绎着古人们的演绎，一个一个，一代一代，一拨一拨，轮回不息，如划空而过的飞鸟，在天空中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在书写着自己历史的同时，我们又眼看着感受着别人怎样去书写历史。是千万次的往复再生循环，使得天地之间万物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得以永恒。作为个人、作为民族、作为社会、作为国家，其实，都在围绕着连接着从过去到今天，从今天再到未来的那么一根“线条”——使之不脱节并且更加结实粗壮。这种前瞻后顾的本质，其实就是在完成前后两极合一的某种回归使命，是在寻觅介于古今之间的某种对于今天的更好把握——解读昨天，把握今天，不就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一次次的觉醒，一次次的从头再来，不就是因为想留住过去曾经的丧失？在我的潜意识里,既然包括我的家族在内的四街所有家族的文化，都是“四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不仅仅常氏，不在于其家族之兴旺或寂廖，对于任何一个姓氏与家族，对于任何一个来自远方的移民后裔，对于任何一个寻求人类与自身本真的人，破译常氏入滇之谜，破译红土地之谜，它已不仅仅只是一段故事,一种冲动，一次出游,一番跋涉。它更是一种召唤，一次从一己安身立命的个体小家园出发，去寻找一个大的、更大的、甚至无限的大家园,从一个狭窄的庸常的有限的时空出发，去寻访一个遥远的、神秘的、无限的时空的心路历程，其意义，早已超出行动本身。如今,回过头去看一看我身后曾经的那段历程，那真是一种灵魂被沐浴净化与撞击升华的长途旅行呵！而我的这种“穿越六百年时光隧道之旅”，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向往憧憬，而是众多的四街人、通海人、云南人的心愿。有时我会这样去想,人的一生,其实就是活在一种不停变幻着的"寻求"中,活在一种“感觉世界”中。就像是一群好奇的顽童,猛地闯进了一个神奇的童话世界游戏堆里，他们有的要去寻求幸福快乐,有的要去寻找金钱地位,有的要去寻找一缕清淡,有的要去寻找挑战刺激.有的要去寻找苦难和献身……找呵找,找呵找,一直找到最后,或老之将至,或幡然省悟,才会发现,对于社会人生与人类本真源头的寻觅,是所有寻觅之中最有魅力的一种。同其他任何一种寻觅相比,它能给你带来快慰,能给你带来凝重的思索，能给你带来无法用金钱财富去衡量的东西。
　　　中国的历史太长，留下的文字太多。对于试图以笔为生的读书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要读完其中任何一个朝代留下来的文字或后来的研究文字，都是无法想象的。但又是一种幸运——只要沉下心来，耐得住寂寞而又专注于一定的领域，持之以恒，其中的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时段都可以抓住无穷无尽的研究课题。而其中任何一个被你发现的课题、题材，其发掘价值，想象与创作空间，往往又都是非常之巨大。换言之，就笔者而言，如果将通海的历史形象地比喻成上下两层淤泥，那么，我穷尽个人毕生之精力乃至生命所能够触摸到的，仅仅只能是头上的那一层七百年薄土。而在它的下面，还有更深的原始的通海（河西），万古千年的本真冻土层，我可望而不可及。从1998年构思《足迹》，到2007年转向《杞麓湖畔的神秘家族》，在走过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心路历程之后，我终于明白了——表象去看，《足迹》与《杞麓湖畔的神秘家族》，两者似乎讲的是不同层面的两个家族、是两码事，不宜混为一谈。但从本质上展开去看，其实它们讲的完全是同一回事——汉民入滇、家族迁徙、人生拼搏、生命与文化的传承、呐喊。就看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理解——这就是从《足迹》到《杞麓湖畔的神秘家族》的重大转折。我庆幸自己的选择,以对自己家族源流探索作为契机，从写我的家族，再到改写另外的一个家族，不知不觉中，已经迈入了更深的层面，触摸到了一个更加富有意义的话题——大明王朝的兴衰史、明朝开国元勋的家族史。

thinfo

2009-08-19 00:28

　　                         成书篇
　　   这本书写的很吃力，是我最为艰苦的一次写作——年代跨度太大，题材比较特殊；现有史料太少，搜集难度如同大海捞针；作为业余作者，笔者时间精力能力有限等等原因都有。大致感受可以归纳为“三难一大”。
　　首先是资料搜集难。面对四街常氏家族演变长达六百年的历史，牵扯到数百个各式各样的人物和事件，手头不仅缺乏连贯的现成史料，也没有可供借鉴的同类题材书籍，最为权威与可供参考的就是一本《忠武常氏家谱》；之前，虽然关于常遇春后人流落云南的史实，已经引起当地政府部门和相关媒体的重视。随着四街常氏宗祠进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玉溪日报》，通海电视台等也先后作过一些宣传报道。但都是零散的，侧面的，小篇幅的千字文章或小专题，至今没有一部中篇规模以上的纪实报道。作为一名不知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的业余作者，无名之辈，动辄就想把这段尘封已久，连史学家们都不敢（或不愿意）去碰的史实编写成个长篇，没有丰富翔实的史料支撑，没有一定的写作经验和驾驭能力，谈何容易？于是，我只得借鉴之前写作《足迹》的经验，老老实实，从头开始，从零起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跑了很多地方，从研究家谱、碑文，牌匾、遗址，走访老人，跑书店、图书馆，托朋友查找，在各种媒体中泛泛搜集一切可供参考研究的文字资料入手。将得到的一大堆杂乱无序的资料，远的近的，沾边的不沾边的，直接的间接的，进行分门别类，能用的保留，无用的废弃。再将有关联的人物和事件列出名单，进行组合串连，一面梳理它们之间的因果主次关系，一面寻找感觉定位和突破口，籍此逐步形成了基本的大思路和框架。前后两年的写作时间，仅搜集和整理资料就占去了一半的时间，搜集并且打印出来的各种零散文字资料（不含购买的书籍）有二百多万字。
　　其次是表现形式难。历史资料有了，厚厚的一大摞，天南海北，乱七八糟；各种人物，事件的名单也有了，长长的一溜，看得人眼花缭乱；这些人物，事件之间的基本关系，彼此的出台顺序也大致理清楚并确定下来。但接下来的问题是，面对着如此久远的历史时空和大的跨度，如此众多的名字，人物，事件，用什么样的主线条和写作方式将其前后有机地连缀起来，最终又形成一部什么样的书籍——家族传记，还是叙述性文章？历史演义，还是小说故事？心里没底。而表现形式将决定你作品的表现手法，形式确定不了，这书就写不下去。思前想后，斟酌再三，最终的选择与定位是，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原则，把真实性、史料性放在第一位，再去兼顾故事性。因此，目前脱稿的一稿整体上可读性不够，故事性不足，属于读者面较为狭窄的文史专著类作品，这已经在我的早期意料之中，其中既有外部客观因素，又有作者主观上的原因。我始终认为，这本书，它首先应该是一部史书，随后才是从中提取衍生出来的故事。或许，对于常遇春后人蒙冤发配云南这样不可多得的题材而言，全力挖掘与还原历史面貌比什么都重要——最粗糙的史实还原，也要比最优美的虚构故事更有价值。当然，对于不明就里的广大社会读者群体来讲，可能更需要精彩的故事，需要既有趣味又有可读性的读物，并不在乎作者怎样编写，怎样戏说演绎，真真假假都能够接受；而对于常氏家族和当地文史部门来说，毫无疑问地会倾向于尊重历史，不赞成刻意的编造、虚构、假设。如果要编故事，也应该在史书的基础上去改编，进行二次创作——在这点上，我与他们的观点完全是一致的，这也是我为本书确定的写作基调与指导思想，从而使自己以写“史”的态度，而不是以编故事，写小说的态度对待这部作品。有一个例子对我触动很深，云南省弥勒县曾经发生过一件真人真事，抗战胜利后，一个名叫阿惠的日本女子，随夫从东北辗转来到云南，夫丧改嫁，最后落籍到丈夫的老家弥勒山区为农，历尽艰辛磨难，却至死不愿回到日本。后来，有当地一位热心作者发现了这个题材，动笔写下一部三万字中篇纪实性报告文学《阿惠》，发表后引起轰动，接下来便有了同名剧本，又有了三十集电视连续剧《阿惠》的拍摄和成功播出，对宣传弥勒增色不少。假若没有那个报告文学作为基础，完全凭空虚构的电视剧本恐怕不可能有那样好的收视效果，弥勒人民也不会如此看重它。
　　再有是篇幅确定难。一开始只敢设想写个几万字的中篇碰碰鲜。写着写着，发觉不仅人物与事件众多，几万字的篇幅根本容纳不下，更莫说展开。而且，拔出萝卜带出了泥，愈来愈感到，题材重大、玄幻迷离、纵横交错、可歌可泣，内涵异常丰富。那辉煌与屈辱、荣耀与苦难、真实与虚幻、传奇与神秘，令人一嗟三叹、欲哭无泪、欲罢不能。而当这样的一个家族的遭际与天下兴亡的历史巨变相叠合时，它所呈现出来的，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家族或几个家族的命运悲歌，而是一个民族的整体的血与泪的洗礼。许多在过去看似极为平常的东西，互不相干的人物事件，若将其投入到“靖难之役”、“常氏入滇”与“汉民入滇”当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便会豪光四射，相互缠绕映衬，彼此不可分离，泛发出无穷的奥秘与乐趣，绝非区区万言可以展现，似蜻蜓点水一带而过，实在可惜。于是，我改变初衷，逐步拉大篇幅，渐次增加内容，将中篇扩写成了现在的这个长篇，试图将那些被长期淹没于厚重淤泥尘土中的历史碎片一一拣出来，清洗干净，进行粘接组合，使其复原成为原来的那支“盛满故事”的宝瓶，成为一段鲜活的历史，而不仅仅只是一种灰色而压抑的怀旧与一声叹息。最早形成的初稿有将近三十万字，经过综合平衡，一再精简压缩之后，删除许多认为可有可无的内容，一稿最终确定二十万字以内。
　　最后是修改压力大。倒不是因为不愿付出太多的精力，而是由于中途修改难度太大，简直到了面对高墙，无法逾越的地步。就好比一个刚入门的木匠学徒，起先认为，只要有了木料，何愁盖不起房子？等到真有了木料的时候，又才发觉，房子还是盖不起来——没有师父指点，没有图纸，实物参照，不知从何下手，而且木料越多越难盖。为此，我修改，推翻重来，再修改，再推翻重来，如是瞎折腾过来又折腾过去，既浪费了很多时间，又沮丧苦恼不已。有一阵子，因为实在改得头皮发麻，我甚至打算放弃。
　　关键时刻，是我的妻子和昆明的老同学崔廉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与支持。崔廉非常看好这个题材，多次当面或在电话里与我进行深度交流沟通，鼓励我，让我挺住，写下去。他的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连我都想不到，山沟沟里还埋藏着这种故事？题材难得，错过你会后悔的。要相信自己，越难写的东西往往越有价值，如果好写，肯定早就被人写出来了。我看过你的三本书，这是最有价值的一本。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深入进去，这个题材够你琢磨半辈子的了！”。从来不欣赏我文章的妻子，也被这个题材所吸引，破天荒介入我的写作，在我最困难的时刻支持我，无怨无悔地帮我整理资料，提出建议，直至逐章逐段的挑毛病，甚至和我就一些大的结构问题发生激烈的顶撞争执。是他们的真诚，使我最终选择了坚持！
　　“三难一大”终于被我甩在了身后，书，终于写出来了——五章四十四节十八万字！有的时候，独自一人面对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稿，想想身后走过的一路艰辛，我会一阵阵的鼻子发酸，眼睛湿润。终于了却了一件心事，其中甘苦，唯有自知——两年间，我把这本书的写作视同生命的一个部分。家里的电脑上，办公室的电脑里，随身携带的U盘中，随时储存着相同的三套书稿电子版供修改；保留下来的一部分作废的A4纸底稿集中堆积起来过磅，足足有四十五公斤重，厚度有一米五十，刚好相当于一个小个子的人的体重和身高；因为打印这部书稿，换了几只打印机墨盒，两次将烧坏了的打印机送去修理；为了写这本书，先后购买了近千元的参考书籍，打印了上百万字的参考资料；07年底寒冬季节，自费专程前往北京，天津，张家口一带收集史料和素材；加班加点，甚至通宵熬夜争取时间；放弃了许多陪伴家人的假日时光；写书的两年里，原本就高度近视的我，新配眼镜度数不得不再次提高100度……
　　然而，付出与回报并没有成为正比，刚刚脱稿的《杞麓湖畔的神秘家族》一书中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书中传记，小说，散文几种笔法都可以见到，显得有些另类；某些地方前后衔接处理不好，有松散脱节感；尤其是作为带头篇开篇的第一章第一节“英雄问世”，采用了传统的章回小说形式，与后面的章节相比，显得孤立而突兀，直接影响到整体的协调。我原想放在08年常氏故里安徽之行归来后，再根据现场感受重新改写这一节，却因安徽之行计划因故被取消，至今没有再作大的改动而保留下来。凡此种种，我甚至怀疑，自己这部文白掺杂，有很多生僻字，可读性不足的冷门作品，会有多大的价值？会有多少的读者？达没达到正式出版水平？够不够格走上神圣的书架？我已经在琢磨，牛年开始着手的二稿，是否应该侧重于故事性，删繁就简，舍舍得得，一根主线条贯穿到底。或是借鉴《明朝那些事儿》，将全书打散，从头到尾来一番彻底的“改头换面”，使之更为轻松通俗一些、精彩幽默一些，吸引眼球一些。若此，一个题材变成了两部书，既满足了自己的“写欲”，又可以再次验证一下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潜性二八定律”，去迎合截然不同的20％与80％两类读者与市场？
　　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首先，它是迄今为止社会上所能见到的关于四街常氏家族题材的第一部长篇专著。它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梳理并勾勒出了四街常氏家族六百年历史演变的大脉络和时代背景，使得几个世纪以来，从明朝开国到清朝兴起，清朝灭亡再到民国被推翻，到新中国的建立，一代又一代常氏家族后裔们所能涉及到的大的方方面面的人物和事件，第一次完整的聚集在一起，渐次浮出水面。人物，有明太祖朱元璋，有开国元勋常遇春，有身世下落迷离的建文皇帝，有常延龄，有史可法，有郑板桥，有宋氏题诗，有秦淮八艳，有魏忠贤，还有河西县令司马公裎。皇帝、忠臣、篡位者、奸贼、娼妓，各式人物济济一堂；事件，有明朝开国，靖难之役，有朱棣篡位，郑和航海，有南明绝唱，还有通海曲陀关大战，河西地下党集体冤案。京城大事件，边疆小人物交织在一起；其次，书中收录了一批通常在远离中原的边疆地区难得一见的关于一个家族由来的系列古代历史文献：圣旨，奏章，制文，帝王名人题辞，这些文字里面，蕴藏着极为丰富、可供发掘的历史信息。而作为本书构思布局谋篇基础平台以及主要史实依据的这些史料能够完整保存至今，实属不易之事。文字虽然古老晦涩，读来却让人感慨；再有，本书弥补了正史中缺佚的某些空白，廓清了常氏家谱里一些模糊与不足之处。还有一点，我以自己的实践证明，系统地复原一段古代历史，并非历史学家们的专利——固然以他们的眼光来看，业余作者的书中无疑会暴露出许多“不够专业”的地方。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留下了许多令我难以忘怀的人和事。首先我想提到的，是四街常氏第二十二代孙，现年73岁的玉溪市医院退休医师常守有。作为四街常氏宗祠管理委员会兼职成员，文史组负责人，在市场经济和拜金主义横行冲击下的今天，不图回报，十几年如一日，心甘情愿默默无闻地过问，参与和奉献着——不顾年迈，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常氏家族的振兴与祭祀等活动；为常氏宗祠的全面修复与善款筹集四处奔走，绞尽脑汁；作为家族代表，各方联络，争取地方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支持；先后几次参与组织并自费回安徽怀远祖籍寻根问祖，到南京拜谒先祖常遇春陵墓，到米脂参加全国性常氏后裔大聚会；联络族人，接触媒体，撰写文章，搜集资料，坚持不懈地宣传常氏家族，弘扬忠武精神和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出面力邀我出席米脂盛会；为我提供珍贵的常氏家族历史资料《常遇春传》，《忠武常氏家谱》，《米脂常氏家志》；在08年老历八月间举行的米脂常氏家族盛会期间，被推选作为云南代表在大会发言，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常氏后裔密切接触交流切磋，在宣传介绍云南通海四街常氏家族情况的同时，特意介绍了我正在写作当中的这本书《杞麓湖畔的神秘家族》；为此书的修改和出版献计献策……从他的身上，我感受到了许多比金钱更贵重的东西：老一辈人特有的艰辛、淳朴、执着；对家乡故土的热爱；对家族事务的热心与奉献；老当益壮，一颗不求回报不服老的赤诚的心。我常常想，或许，正是因为有了一批像常医生这样的热心族人，有了市县两级政府的过问扶持宣传，中原历史名人常遇春后人流落云南的故事得以在边疆流传，四街常氏宗祠得以在姓氏门派众多，家庙宗祠林立的玉溪地区八县一区范围内第一个进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并关注四街常氏家族故事。
　　还有一位不得不提起的八旬老人——我国著名穆斯林学者、阿拉伯文化泰斗纳忠先生的侄子纳家壁，一位身带残疾的边纵老同志，常遇春第二十代孙常超的战友。解放初期他同样遭到错处，虽然保住了一条性命，却吃尽了苦头。获得平反，走出监狱，恢复人身自由之后，定居昆明。为了河西地下党集体冤案的最终平反，纳老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奔走呼号,直至惊动北京高层。为了告慰当年冤死的常超战友，他多次利用从昆明回通海纳家营老家的机会，专程从纳家营来到隔着几公里路的四街，看望常超的儿子一家人。08年初，99岁高龄的纳忠教授在京病逝归真，纳家壁前去北京参加伯父的葬礼，回到云南之后，他几次与笔者通电话，回忆当年通河地下党工作时期的亲身经历，澄清事实，提供旁证。他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常超的家人，也打动了我——虽然我至今未曾与纳老见过一面，但我清晰的记得，我与他第一次通电话时的感人一幕。当纳老得知我正在修改的这部书稿中竟然有云南边纵往事以及常超等十一位边纵战士当年如何被错处冤杀于四街村火烧地的具体章节时，纳老在电话的另一端动情地说道：“谢谢，谢谢，谢谢你！你作了一件大善事呵！……”接连三声“谢谢”，蕴涵几多真情，听得电话这一端的我顿时间心里发疼，泪水涌出眼眶，拿电话机的手都跟着颤抖！常超的孙子常宏伟曾经对我讲起，每次他的父亲常宗鹏（常超唯一的儿子，常超牺牲时年仅三岁）一见到纳家壁，就是像见到自己亲生父亲那样，泪流满面，紧紧握住纳老的双手不放，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连旁边在场的人都跟着掉眼泪！……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那些素昧平生邂逅相遇的人。07年年底，在我在宣化作短暂停留的两天里，他们热情地为我指路，带路，讲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尤其是常峪口村那位姓王的退休老教师，当得知我一个人专程大老远从云南来到塞外寻找常遇春留下的遗迹，硬是在呼呼作响的刺骨寒风中，冒着零度以下的严寒，讲解发生在那里的常遇春故事和常峪口村历史，带着我穿过弯曲的街巷，在南门外古城墙坡头上上下下，为我选择最佳角度拍照留念，还邀请我到他离古济桥不远的家里去做客。
　　   首都北京。西交民巷辇儿胡同遇到的高个子白发老人，一位祖孙五代人一直居住在京城的老北京，不仅热情为我介绍北京锦衣卫遗址周边情况，还亲自带着我，找到西交民巷居委会，与我一道翻箱捣柜，查找老照片和历史资料。
　　  天津海河边，河北区金钟路口。寒风瑟瑟，一地落叶，那位摆摊修理自行车三十多年的老杨师傅，他一连几天，几次放下手中的修车活计，义务为我讲解天津锦衣卫遗址一带的情况和历史故事，耽误了不少活计。
　　一稿成型并打印装订出来之后，转眼已经到了鼠年牛年之交。书稿先后送交昆明，玉溪两地的一些朋友、领导和文化界人士过目。其中有我的老同学，昆明交响乐团爱乐分会会长崔廉，云南省文联杨庆隆老师、我省老一辈著名作家张长、张永权老师，玉溪市政府马金鸿副秘书长，玉溪市文联王尚宁副主席，玉溪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罗涵，玉溪网专栏编辑王艳萍老师以及常氏家族族人，通海老家长辈等等，从中受益不少。这并非我个人炫耀，而是抱着虚心求教的态度，多方征询意见，想把这本书写好，写出份量。他们不仅看了书稿，还提出一些十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譬如大的修改思路，配上一些与内容配套的老照片，争取在牛年内付印等等。张长老师又托朋友捎话和我约稿，让我写一部关于七百年前，通海蒙古族如何从塞外大草原来到云南通海兴蒙乡落籍的纪实文学，在刊物上连载。可以这样说，一部《杞麓湖畔的神秘家族》，里面包含着许多人的心愿、心血与劳作付出，而我，只不过是一名热心的收集整理者而已。我是一个重感情知恩图报的人，每当想起因为这本书而邂逅相遇相识的这些人和事，我的心头总会涌起一阵阵莫名的感动。我要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们！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作为“斗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随着书稿的形成和时间的推移，我还有某种预感，若以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眼光”和余秋雨教授的“大文化眼光”来看，常氏入滇事件还大有文章继续可作。而这篇“文章”，它不仅仅只是作几次媒体宣传报道，出个专集，写一本书，也不是仅凭区区一两个人就能够完成的，它需要有一支队伍，需要有一群热心的人来长期共同打造——建文皇帝的身世与下落；建文帝与常氏家族的真实关系内幕；八代锦衣卫指挥使，五代怀远侯出自常氏一门并相传一百五十年；传世奇闻“常遇春龙袍画像”；常氏家族与历史名人；四街常氏后裔常延龄与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与金陵古都秦怀八艳男女主人公们的故事；沐英家族治理云南；沐英家族与常遇春家族之渊源；汉民充军入滇……就象我的一位省城朋友所讲，随便从书中抽出其中的一段，打开来展开去，就是一个大题材，再穿插着编上一些虚实的故事，就是一部精彩的电视剧；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地方、场合，有不少朋友对我讲述的四街常氏家族故事表现出一种出自内心的惊讶、意外和感叹……所有的这些，既成为我的原始创作精神动力，给予了我莫大的的信心和勇气，又鞭策激励着我，向更高的目标进发——全力以赴，豁出身单力薄之躯，积极争取当地政府部门，社会有识之士以及常氏家族的理解、支持与配合，以刚脱稿的一稿作为基础平台，转换视角，调整思路，寻找新的突破口，继续常氏家族题材的深度挖掘，力争在牛年里拿出二稿和新的版本。为了宣传家乡，宣传通海，宣传玉溪，宣传云南，我甘愿做一块小小的铺路石。
　　                             展望篇
　　　　我诞生在杞麓湖畔，四岁离开通海，成长在翠湖之滨，二十年前落户玉溪，名副其实一游子。过去的我，也曾好高骛远，认定通海过于偏僻，四街过于矮小。在我稚嫩的心灵中，通海一方土地，这里的城乡村寨，这里的人们，这里的空气中，总是萦绕弥漫着一种有别于其他任何地方的，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特殊气息：摸不着，看不见，异常空容扩大，十分古旧隐秘,无形而又有形，就连“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奈何不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时光依然流水一样地向前哗哗流淌，我，却已经从一名曾经放飞过无数梦想的小小少年，变成了两鬓染霜、青春不再的中年人。当我揣着某种油然而生的怀旧之情，回眸一视那赋予我生命血脉之地，尤其是亲眼看到那本《忠武常氏家谱》的一刹那，我才真正醒悟并意识到，我的家乡虽然偏居西南，但她并不矮小。她是那样的谦卑坦荡、虚怀若谷、深藏不露，犹如一块被深埋多时的璞玉。我为自己拥有这样的的家乡而感动自豪，也为自己曾经的粗俗无知而内疚。
　　　　固然，中原内地,教科书中，那些个众所周知的名城名地们曾经拥有过的，通海没有，四街没有；可通海、四街所拥有或曾经拥有过的，他们也绝不可能再去拥有----一千年前杨广村,那座被段思平用来在万马千军猎猎旌旗中宣读讨逆檄文的“点将台”、七百年前曲陀关村,那眼在一代天骄之孙马蹄下突现的“马刨井”——通海特产“玉液琼浆”甜白酒的母亲井、六百年前兴蒙村,那来自大草原的马背上的民族、亘古通今的秀山之上,那爿集天地灵气山水秀气历史文化之气为一身的“匾山联海”，无不令人眼前为之一亮。在本书中提到的，六百年前，从宫廷流落到民间,流落到四街村，至今已经有着整整六百三十八年历史的一幅“神秘画像”，更是让人荡气回肠拍手称奇的“千古一绝”！她们，不就是历史老人特意为通海挥笔而就的一幅历史风情画卷吗？——要知道，那是我们的祖先们，以他们全部的血肉之躯，智慧、汗水、鲜血以致生命，聚集天地之灵气，一代一代堆砌起来的无形的“宝塔”，一种能够长久熏染与主宰一方土地与她的子民心灵情操最底线的宝贵财富，一种曾经一度消失的文明，再次复活了的真正的“本土文化”，是能够孕育出句町国、大理国、洞经古乐这等空灵境界的一方地界才可能拥有的自豪。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是一本启示录。数百年前的古代通海，就在我们祖先入滇的同时，就曾经以她旖旎无限的青山绿水田园风光，深深吸引了因在京城朝廷之上“议大礼”触怒嘉靖皇帝，被两次“廷杖”处罚，后于嘉靖三年（1524）被贬谪充军至滇的明朝大臣，四川籍一代文豪大家杨升庵的目光，让他驻足这里，“乐不思蜀”，提笔挥就：“通海江川湖水清,与君连日镜中行，……自是人生不寻乐，莼鲈何必羡江东”五十六字诗句，为通海赢得了一个让别人羡慕死了的别称——“小云南”；明崇祯十一年（1638），大旅行家徐霞客来到通海，游览了秀山、杞麓湖之后，恋恋不舍地在《游记》手稿中留下“迤东之县，通海为最盛”的由衷赞叹。在那之后的漫长时光里，通海又凭添了许多别样风情。数百年后的今天，作为从那个时代传承下来的第二十几代云南人、通海人、四街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为这块高原土地的富足美丽与厚重神奇而感到自豪！更没有任何借口，不让我们的子子孙孙们以及更多的人知道，在我们脚下这个远离中原的小地方，曾经发生过那么多重叠了又重叠，堆积了又堆积的各种各样的精彩故事——尽管内地人至今依然对它们知之不多。它们成为漂浮在通海上空圣洁的云朵，播撒下温馨的甘霖雨露，涤荡着通海人的魂灵，滋润着通海人的生活,延续着通海人的生命，书写着通海文化的篇章！我要感谢母亲，赐予我一粒生命之种，在雨露甘霖的滋润下，得以将前人以及他（她）们那一辈人所进行的传承再度传承下去。我要感谢养育了我的这片红土地，给予我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馈赠——那浓缩千秋的历史遗迹、乾坤造化的山水田野、古往今来的情仇爱恨、难以忘怀的人间镜头，足够我感受品味终生，又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与精神动力。
　　我愿以这种怀旧而又有“搭车”之嫌的方式,表达出自己内心所想要表达出来的情感。尽管,它们似乎有些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史,甚至有点另类的感觉，但仍然处于对两极世界的探索,对介于古今之间的某种对于今天更好把握的寻觅范畴，并没有偏离大主题。只是担心，自己的“组合表达”过于杂乱浅显，以致于“胸中有波涛，笔底无浪花”。天高地厚，对于五彩缤纷的古今两极世界的探索，永远没有止境。四街村,五大家族五部书，另外三部，我的笔触尚未真正触及到。或许，适当的时候,我真的会去触动它们，在对地方家族历史文化板块的不懈探索中，发现着、感受着、感动着，去进入一个个古老而陌生的世界，揭开一个个玄幻而诱人的奥秘，解读一个个像高原淡水湖泊一样珍贵，一样清澈见底的故事。
　　尘封六百年的常氏故事正在揭谜，杞麓湖畔的常氏子孙和其它所有姓氏的子孙们，还将继续着永远的薪火相传。那些所有曾经往事中的事件人物，曾经的喜悦与哀伤，早已经灰飞湮灭，化做一捧黄土、一滴水珠、一廉悠梦。而一幕幕有血有肉呼之欲出的历史人物画面，已经被浓缩成为通海独有的一方历史文化之魂，萦绕在秀山杞湖大地天空，与日月相伴天地长存。对于任何一个不可一世的封建王朝，对于任何一支昙花一现的皇亲国戚，对于古今多少事，真正属于他、她、它们的时空何其短暂，惟有天地万岁、人民永恒。
　　　　杞麓湖在默默地变迁，杞麓湖水在默默地述说。她阵阵涌动的波涛浪花，托起了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真实故事——西南边陲，杞麓湖畔，居住着一个颇有些神秘感的家族。
　　　　　　
　　　                           08－09 鼠年牛年相交一稿脱稿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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