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残的树——韩素音自传》节选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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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楼主发表于: 2012-12-06

张献忠与四川

明朝到了17世纪已临近末日，这片天府之国也陷入混乱动荡的悲惨境地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中。每一次政权更迭都有这样的起义相伴。那时有大批农民揭竿而起，反抗暴政。其中有一个木匠，名叫张献忠。他于16年出生在四川北面半荒漠化的陕西省，此人身材魁梧，面色灰黄，下巴厚重，人称“黄面虎”。1628年，陕西出现了饥荒，成群结队的难民涌向南面的平原，结拜为盗，还给自己起了诸如“山大王”、“平川王”之类唬人的名号。木匠张献忠便是这样一队盗匪的头头儿。他在北方的黄土地上纵横驰骋，打家劫舍。百万饿死者的尸骨散布在这里的驿路之上。他自号“八大王”，打过了黄河，席卷了水丰米足的中部数省。他占据了横跨长江中游且湖泊众多的湖北省的一部分，在这里称王称霸，杀富济贫。

自1622年以来，明朝的皇帝就在北方与满族人不断交战，无力剿灭各地蜂起的农民暴动。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帮朝廷铸造了大炮，购买了火器，但收效甚微。满洲人在叛变的将领的协助下打进关内。

与此同时，张献忠沿长江西征，于1635年3月第一次攻陷成都。他遇到了当地人的激烈抵抗，便折向北方，重回他的老家陕西。1640年，他与另外几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结盟，离开陕西，重新占领了湖北省的二十一个州县，又率领队伍沿着上次的西行之路重入四川，再次占领成都。据说所有的居民都成了他的刀下之鬼，这是他的残暴本性使然。

继起的满清王朝的历史学家引用“黄面虎”张献忠自己的话揭露他，“上天悯人，人反悖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城镇被攻陷后，得胜的将军习惯上会纵兵抢掠平民一炷香的工夫，但张献忠打进成都后，据说点上的是一炷巨香，足足烧了七天七夜。

张献忠在成都自封为西蜀王，统治四川，并抵御满清的进攻。所以张献忠尽管以残暴闻名，却又因此被看成是一个爱国者。1644年，顺治皇帝在北京登基，清朝建立。张献忠宣布效忠明皇后裔，打算在四川和陕西招集兵马，把这两个省变成抗拒满清的坚固堡垒。但满清骑兵的行动太快了，1645年秋，旗人大军击败并杀死了张献忠。成都再一次沦陷，遭到了极为野蛮的洗劫。

随后的五十年间大屠杀接连不断，成都平原十室九空。谁都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人被杀，只知道1710年统计的成都平原的人口数不到十二万，而上一世纪统计的人口数是两百万。幸存下来的人不是逃进深山，像猴子一样住在树上，就是躲入长江岸边悬崖上的岩洞里，变成原始穴居人。

在成都的一个公园里，也就是张献忠当年加冕当上西蜀王的地方，直到1949年还立有一块石碑，名叫“七杀碑”，因杀字在碑文中出现七次而得名。所有四川的儿童都被告知，这是张献忠的碑，此人曾屠杀过百姓。我在1963年之前一直相信这种说法。那年我在杭州的一家博物馆，听到了一种与此相反且流行于当今的观点，说张献忠其实是个爱国的强盗，是个超级罗宾汉。四川人口大量减少的责任不在他，因为在他死后四十年仍有抵抗满清的组织，屠杀仍在继续。实际上四川偏远山区的民族如苗族、傈僳族等，从未中断他们反抗满清统治的零星暴动。在这些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大屠杀之后，必定还有饥荒、疫疠夺去上百万人的生命。今天，“七杀碑”已经从公园挪走，而张献忠的是是非非已交给成都大学的历史学家作认真的考证，以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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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楼发表于: 2012-12-06

客家人

我讲述这段历史，是因为正是由于四川人口锐减，客家人才会迁徙到这个省份，而我们家族正属于客家人。直到三十年前，四川省还有些村子全村人都讲客家话。时至今日，安富镇的陶工和若干河流岸边的麻布织匠仍是客家人。

中外有关客家人的著作和档案汗牛充栋。他们的根在黄河流域黄土平原上的河南省。在基督诞生前五百年的一个贤哲辈出的时代，这里是汉文化的中心。然而北方平原的汉族人却不断遭受侵略者的蹂躏。侵略者骑着马，从西伯利亚大草原奔突而来。他们分属鞑靼、蒙古等不同的民族。汉族的大迁徙屡屡出现。这样一来，本来人烟稀少的中部和南方也因北方移民的到来而繁荣发达起来。客家人便是这许许多多农民迁徙大军中的一支。在数世纪的岁月中，这样的大迁徙必定反复出现过。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和水旱灾害发生的年代，迁徙的人数必定会大大增加。其实因泥沙淤积、河床不断升高，黄河经常泛滥。在过去的二百多年间，黄河九次改道，每一次都要淹没跟英格兰一般大的土地，致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

每一次的朝代更迭都从农民起义开始，这种时候也会有数百万一无所有的饥民作大规模的长途迁徙。这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里都有记载，因为这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在不久前才寿终正寝的漫长封建社会里，这样的行动是一个民族为寻找出路所付出的努力。

“客家”这个词并不表示一个种族集团，因为客家人也是汉族的一部分。这个词适用于所有离乡背井的农民，只是在10世纪以后才用来表示一个特殊的群体。总起来看，这些逃离苦难的灾民是一些“寻求屋檐的人”。客家人是对背井离乡者和逃难者的一种比较客气的说法。针对这类进入新地域的移民，已形成一套管理规范。据此可以向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安排他们定居在需要人开垦耕作的土地上，以避免他们与原住民发生冲突。

据客家人自己讲，在有记载的历史上，他们迁徙过五次。第一次迁徙可以上溯到公元311年前后。当时他们渡过长江，定居在江西和安徽两省。有几位客家人的历史学家认为那时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传说、传统、习俗和方言。但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第二次迁徙发生在公元874年，当时的动乱持续了数十年，唐王朝即将覆亡。第三次始于公元1276年，起因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由西伯利亚南下。这次迁徙客家人遇到了较大困难，当时中南各省大部分地区已有人生活，荒野已被垦殖，肥沃的土地已有人耕种。客家人被迫迁往更靠南的地区，或是被赶进穷乡僻壤。他们来到福建、广东、台湾和今天的越南北部，在较为贫瘠的地方住下来，繁衍生息。

由于客家人流动性强，吃苦耐劳，有开拓精神，朝廷把他们看作能力最强的拓荒者，最适合在渺无人烟的地方居住。

客家人遍布南方和中部各省，修建的村庄往往像堡垒一样坚固。他们繁衍得很快，这样势必需要更多的土地。他们拥有的只是一些薄地。因此，为了能弄到较肥沃的地块，他们与原来的居民展开了无休止的争斗，攻打人家的村寨，也被人家攻打。他们修建了寨门和塔楼，到了夜里就把自己锁闭在寨子里。时至今日，在英国殖民地香港，许多客家村寨仍是这个样子。

环境塑造了他们的群体性格：排外，节俭，自己内部相待以诚，对外却不善睦邻，随时准备打仗。“客家人”这个称呼已成为他们身上的烙印，他们以此为傲。

客家人的第四次移民是在满清王朝建立之后。1680至1720年间，清朝的康熙皇帝多次出巡，企图以此笼络江南人的民心，并把客家人安置到四川等地。朝廷给移民中的每个男子发放八盎司的银子，每个女子或儿童发四盎司。大批客家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四川的，其中就有我的祖先。

客家人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移民发生在太平天国起义末期。这次起义是已成为中国历史一个特征的历代农民起义中的一次。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代革命者把它看成自己的先驱。

太平军令客家人倍感自豪，因为太平军的领袖就是位客家人，名叫洪秀全。他于1850年举起了反抗清廷的大旗，上百万人汇聚到他的旗下，一直打到长江，占领了南京。洪秀全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将其定为太平天国的国都。

洪秀全使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在他统治的数以亿计的人口中，女人不必再裹脚，土地被重新分配，赋税减轻，象征满人奴役的辫子也割掉了。

起初，西方列强还是同情太平军的，但后来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清廷得到了西方人的支持。清廷聘请戈登将军率领官军攻打太平军。这个戈登刚刚劫掠了北京的颐和园，现在又转而为他欺凌过的朝廷效力，且被赏以高官厚禄。但他拒绝了赏金，也不赞成大屠杀。当南京城经过两年铁桶般的围困后终于陷落时，留在城里的四万居民无一人投降，全部遇害。天王洪秀全亦服毒自尽。

1964年，我走访了洪秀全的故乡。这里离广州不远，已经建立了公社。自打四年前修筑起水坝，这里日益繁荣。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要斩杀所有姓洪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意在让洪姓断子绝孙。许多洪姓人潜逃了，或是换了姓氏。一个世纪后，在洪氏家族生活的这个有三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子里，二百八十六户都姓洪。

在历次大屠杀的威胁下，很多客家人移居东南亚，或是经人劝诱，乘船漂洋过海，到东印度群岛（即印度尼西亚群岛。——译者注）、马来亚、美国，甚至远到巴拿马、巴西和非洲当签约劳工，修筑铁路或运河。今天定居在沙捞越的华人后裔百分之百都自称是客家人。

客家人说他们属于真正的汉民族，并没有因为身在异族统治之下而丢弃自己的传统习俗。客家人都以自己的独特性为荣。那些家族人丁兴旺、家道殷实的海外客家人尤其如此。但他们也为农民起义贡献了很多领袖，历次革命中也涌现了许多客家人的英雄。客家情歌可以上溯到汉朝。客家话是一种把南、北方话融合到一起的方言。每次迁移到一处新的定居地，他们都要把先人的骸骨装在罐子里，随身背来。在历次迁徙时，每个家庭都要先去他们的土地或坟地，掘出祖先的遗骸，将其装入被称为“金瓮”的陶罐里，由这个家庭的男人带上。其他所有的东西则由女人带上。

广东梅县一户宋姓家庭的档案记载了他们怎样掘出曾祖父的遗骨，怎样将其拭净，装进“金瓮”，又怎样将其缚到长孙背上。宋家到了新的定居地——用客家话说就是“新山”，便把“金瓮”放到树下，让先人休息一下，随即就去找一块适合起新坟的地方，将先人重新安葬。这件事料理完后，生者才会为他们自己造屋。1962年，宋家的一位后裔在北京跟我讲述了这件事。档案中所记载的这次迁移的时间是1708年。

在寻找新的栖息地的进程中，客家人经常要和那些敌视他们的村庄打仗。据说他们经常把那些残弱者遗弃在路上。不过任何经常迁徙的族群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以前客家人见不得有残疾或缺陷的婴儿，一见其降生，就会将其扔弃，任其死掉，跟古希腊人一样。

有时客家人也无法安葬他们的祖先，尤其是在冲突较激烈或坟地不好找的时候。祖先的骸骨还会被人掘出抛撒开，这是一种比戕害生者还要严重的污辱，会引发族间仇杀。如果他们走得太匆忙，没时间带上先人同行，或是根本找不到遗骸了，他们也会拿上先人的衣服埋入坟墓。这样的坟墓称为衣冠冢。有时候连衣服或其他物品也找不到，他们就做一块银牌或木牌，上面刻上先人的姓名和生卒日期，等到了“新山”，先在道教的风水先生指导下朝着用罗盘指示出来的方向招魂，又将茶饭摆放在一棵繁茂的大树下，引诱先人享用；然后将铭牌埋起来，等到先人的魂灵附着到铭牌上，再将其放入已修好的坟墓里。新坟旁边通常要种几棵树，用的是从老家带来的树种或枝条，这样可以为遗骸挡住恶风。

或许这种随身带上祖先遗骨的习俗是出于对土地的要求，用来表示拥有新的定居地，类似插旗帜所起的作用。所有权因此而具有合法性。当然这也体现了对土地的依附感。

客家人的其他许多习俗同样也可以得到现实的解释。他们声称他们的历史是他们的女人用脚创造出来的，这是千真万确的说法。客家女子既不裹脚，也不束胸，从不雇奶妈喂孩子，也不会去当妓女。裹脚的习俗自始至终与中国人的审美眼光联系在一起，大约起源于11世纪，到12世纪甚至影响到了农民。年轻女子若是不裹出一双小脚，就没人会要。束胸习俗的起源似乎要晚一些，而且只在城市流行，直到20世纪尚未绝迹。在1930年代我有好几位同学都裹着紧勒胸部的紧身带。

客家妇女之所以能摆脱这些对身体的束缚，在于她们所起的作用。她们要下田干活，要盖房子，要扛东西，男人则手持弯刀或长矛，防备敌人进犯，或外出打仗。很多客家村寨都很贫穷，男人们或是乘船下南洋，或是做小买卖游走四方。客家人由于迁移频繁，男人要外出打工或当兵，也就无力让自己的女人免于劳作或外出。客家女人身板高，骨骼粗，性格直爽，平日里又好吵架又爱唠叨，不仅不管束自己的胸、自己的脚，还不管束自己的舌头。因环境所迫而形成的这些特点被当成值得自豪的传统保持发扬起来。客家妹虽然并不妩媚婀娜，却因其节俭、能干、干净、善言而受到称赞。她们用自己的奶水喂养孩子，瞧不起涂脂抹粉的女人，必要时还能像男人一样打仗。城市里的鉴赏家不会看上她们，三寸金莲之类的娇巧玩物才合乎他们的口味。但客家人却以此为荣。

了解了这样的背景，对客家人在上个世纪（指19世纪——译者注）的历次起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就不会觉得难理解了。客家男人以自己旺盛的精力、娴熟的技艺、胜过敌人的智慧为傲；女人则以自己干活的本事为傲。对社会的不公不义，男女都有深切的认识，男女都随时准备为自己的信念和权利而投入战斗。客家人声称抵抗蒙古人侵略的多个兵团就是在他们当中招募的。追随明朝忠心耿耿的大将郑成功去台湾对抗满清的也是客家人子弟。洪秀全的妹妹也打过仗，还在一场激战中打败了满清的军队。在太平天国统治的地域，她解放了千百万女子的双脚。

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也提到过客家人。他说在原住民和“那些祖辈几百年前从北方迁来的移民”之间存在矛盾，这些移民在数省的范围之内人数有几百万，居住在山区，受到原住民的欺压。

在中国的疆域之内和在海外华人当中到底有多少客家人？没有人能拿出确切的数字。有人说有两千万，也有人说有五千万。仅在香港一地就有一百万（香港的人口总数是三百五十万）。但在当代中国，客家人和非客家人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因为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那种在大饥馑中导致族群对立的封建制度已经消亡，村寨之间的械斗也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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