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真伪小议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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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楼主发表于: 2009-07-19

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怀疑，非始于清，而在中国是由来已久的。疑古思潮的首次流行应该算是在宋代了，第二次流行是在清代，发展到最后，甚至到了将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的地步，至于写那时历史的书，自然被认为是根本不可靠的。这个思潮虽然后来有所反正，但是对于今天的影响仍然是很广泛的，很多学者对于古籍记载的上古事情，认为是根本不可靠的。而且大家又一贯的热衷于辨伪，对于被认为是后来伪造的书，在研究中那是很少有人敢去引用的。

但是，果真如此吗？古籍中记载的上古历史真的没有可信性吗？《今本竹书纪年》、《今文尚书》等等真的价值就很低吗？我看也许未必。在这儿，我谈一下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一、关于古籍的可信性

对《史纪。商本纪》的怀疑，在甲古文大量出土解读后也就平息了。而在七十年代以来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例如：河南登封的王城岗，河南禹州境内的瓦店遗址，以及淮阳的平粮台后和古书上记载有惊人的相和。根据在登封出土的陶文知道，在东周时代此处仍然叫做“阳城”，正和了《古本竹书纪年》中：“（禹）居阳城”；而河南禹州古为阳翟，据古籍说是夏后启的都城；淮阳相传为太昊所都。在古籍中记载的上古建都之处，发现了和其记载时代相和的大型城市遗址，只怕不是用巧合就可以解释清楚的。

我想，更可能的是，本来古籍记载就有所宗，并非信口开河；或者是因为，很多东西在文化知识并不普及的时代，人们只是口头相传，到了后来文化更加普及时，有人才来整理这些历史。就像《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讲：“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列子。汤问》：“男女杂游，不媒不聘”。这些对上古时代的记载，今天我们自然知道是正确的，但是在经历了宗法制度严格的周代，我怀疑他们是否有这样的想象力来自己创造出远古时的情形？我认为更可能的是他们是根据更古老的书，或者口头相传来写的。

所以，对于关于上古的记载似乎不应该不加分析的完全否定。

二、关于只有单独记录的史料可信度分析

对于古籍真伪的考证，也是由来已久的。有些记录只在后世的一本书中出现，而不见于以前书中，这种情况多被认定为伪造的或不可信的。这一点，我也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很明显的两个例子：

刘歆在其《三统历。世经》中关于武王伐纣的时间，引用了已佚的《古文尚书。武成》中的时间记载，说牧野之战的时间是“甲子”日。但是，这个时间却引起了后世很多人的怀疑，因为《古文尚书。武成》的其他部分都已经佚失，只有刘歆引用的那句话保存在《汉书。律历志》中，而《汉书。律历志》中的《武成》篇残句出处又不明，自古就有不少人怀疑那本就是出自刘歆的《三统历。世经》的，而刘歆其人因为投靠王莽的事件，总被后世怀疑其人格。遂有很多人认为，那个“甲子”的日期是刘歆编造的。直到1976年西周利簋出土，上面的金文明确的指出了牧野之战的时间——“甲子”日。

另一个例子，在《楚词。天问》中，屈原在写了王亥后，在写上甲微之前又写道：“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王恒跟在王亥后，而在上甲微之前，应该也为商之先后，且应紧跟王亥。但是，同时代或稍晚的书，都不见有王恒之记载。甚至在《史纪》、《山海经》、《帝王世纪》这种对帝王世系保留较多的书中也无一言提到。屈原的人格是无可置疑的，但这个问题却同时困惑了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们上千年，直到甲古文出土，才知道王恒为王亥之弟。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对于古史单独的记载，很多时候是可信的，而不是人为的杜撰。所以，似乎也就不宜一概否定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状况呢？我认为可能是：单独所记都是另有所本的，只是这种更古的书后来就见不到了。所以才使人怀疑这些单独记录的可靠性，因而人们自然会疑惑于刘歆怎么忽然知道了武王伐纣的日期，或屈原笔下的王恒究竟是谁？孰不知，在他们那个时代，可能尚存有一些没有流失的古籍。而这些古籍随后就消失了。

三、关于一些因“书中所表明的成书年代和其时用语与地名不和”而被定伪的书的价值

从上面关于刘歆记录的事情展开，我也想谈谈关于“因其用语和古籍的成书年代的用语或地名不符，而被定为伪书，认为没有学术价值”这个问题。

我想，中国古代的书是记录在竹简等之上的，当年代久远时，竹简自然就会破败。于是这个时候就会有人来重新整理这些书。这些整理者在整理古籍时，怕不会有今天我们保护古籍原来面目的意识，他们很自然的就会按照当时的用语和地名来重新整写，以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和有利于当时人阅读。经过漫长的岁月后，原书腐败没有了，就只剩下了后来整理的书。这时我们看到的当然是符合整理者所处时代的语言和地名习惯的上古史，恐怕不可因为这个而断定整本书都是后来人冒写的——“ 不符合西周时的用语，地名也是战国时的”，所以书一定是假的——这么武断大约是不可取的。

四、关于经过后人重新编写改动的书

对于像《今本竹书纪年》这样公认是经过后世重新编写的书，一般认为价值是不大的。但是对比今、古本的《纪年》关于禹伐九苗等的天象记录，发现两者的差别并不是很大，有些差别也是《今本纪年》根据其他古书知识推论而对《古本纪年》作出了补充。所以，《今本纪年》的价值也许竟比一般认为的要大？

我个人认为，古人在考定古籍时，很自然的会将自己的见解加入，或者根据其它书而对本书进行校订或补充，这些校订和见解有些是对的，有些难免会出错。但是，这个考定者只怕不会当时就有意的去伪造历史，或去篡改古籍。他的改动一般说来应该是在经过他严格考定的基础上作出的。所以，这类书如《伪古文尚书》的价值也许也是不容忽视的。

疑古固然是必须的，但是如果做的太过头了，怀疑一切，那只怕也是不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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