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四子部落简史 [复制链接]

沧海桑田，年年风花雪月，揭开历史的尘帷；驻足苍茫的内蒙古高原，我仿佛感觉到生生不息的各民族于历史长河中游弋繁衍，仿佛听到金戈铁马、猎火狼烟之中传来的鼙鼓声声，仿佛看到了四子王旗大地上演出的一幕幕历史话剧。 {o)Lc6T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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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至秦、汉时，今天的四子王旗地域属匈奴的领地。西汉时，匈奴在今天的四子王旗境内建立了政府机关--中部单于庭。北魏前夕，拓跋氏鲜卑在盛乐（今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土城）设立北都，建立代政权，续据匈奴故地，四子王旗地域又为鲜卑所有。北魏帝国建立后，为了抵御北方新崛起的游牧民族柔然汗国的南侵，沿边建立了一些军镇，其中的六个最为重要，称为六镇，其中之一的武川镇位于今内蒙古武川县(四子部落的游牧地曾包括武川北部)、抚冥镇位于今四子王旗境内。这六镇在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时，驻扎着全国最精锐的部队、士强马壮，但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六镇逐渐沦为荒凉的边陲，数百年间再无当权者问津(近代的考古工作者在乌兰花土城子古城中，曾发现北魏时期的青砖及绳纹砖、板瓦、兽面纹瓦当等，与中原同时期的形制基本相似。另在乌兰不浪的古城遗址，也发现板瓦和筒瓦，尤以瓦当最多，且风格与云冈山顶出土的同类文物十分相似，据考证，这里即是北魏时期武川镇古城旧址)。隋唐时，突厥又在今和林格尔境内建大利城对周边地区进行管辖。以后的辽、金、元、北元、清历代，这里是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汪古部游牧部落(景教教徒)、女真、鞑靼、瓦刺(厄鲁特蒙古)、蒙古四子部落相继生息之地。历史上四子王旗拥有“草过于马背，择水而栖，择沃而耕，水草肥美”的优良牧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当时四子王旗草原风光的真实写照。 *M[?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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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人的传说中，是“苍狼”与“白鹿”缔造了蒙古民族。在这些父名叫“苍狼”，母名叫“白鹿”的后裔里，不仅出现了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出现过“一代神弓”哈撒儿。蒙古四子部落的历史，正可上溯至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弓箭手—成吉思汗的三弟哈布图哈撒儿(《清史稿》中作“哈萨尔”)，是孛儿只斤氏黄金家族的嫡系。哈布图哈撒儿是父亲也速该的第三个儿子，是成吉思汗的同母兄弟，与成吉思汗一直感情很好，在他未成年时就协助成吉思汗用弓箭射杀了他的异母兄长别克台尔。《蒙古秘史》记载，在成吉思汗针对乃蛮部激烈而残酷的战斗中，哈撒儿统率中军，初次显示了其卓越的军事领导才干。后来，他在为蒙古帝国征战的辉煌一生中以精湛的箭术和无畏的斗志闻名于世，战绩不可胜数，是蒙古帝国的缔造者之一。“哈布图哈撒儿”是个从多瑙河到白令海让大地都感到战栗的名字，他的子孙中载于史册者就不下数百人。 viW!,Q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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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给予哈撒儿额尔古纳河和海刺尔河附近的封地。哈撒儿家族曾在中亚地区(呼罗珊)试图拓展领地，但统治时间延续很短，尔后大多数哈撒儿后裔均游牧于今天的东蒙古和东北三省一带。哈撒儿家族传至七世，长子阿鲁克特穆尔，即为日后的内扎萨克八部之祖，此八部为：科尔沁、杜尔伯特、郭尔多斯、扎赉特、阿鲁科尔沁、四子部落、茂明安、乌拉特。次子乌鲁克特穆尔的后裔传出了风格迥异的厄鲁特蒙古四部，在西蒙古游牧。(西方的蒙古学者常认为厄鲁特蒙古与成吉思汗家族没有血缘关系，但多数学者既看不懂汉语资料，所接触的蒙文资料也有限，当然不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无论研究蒙学、藏学，除蒙语、藏语外，必须能通汉文，因为汉文的典籍是最丰富而系统的。譬如《蒙古秘史》，原来的蒙语版本已经遗失了，而汉文译本却反而流传下来，所以不懂汉语而谈论蒙学，就如隔靴搔痒，效果终究有限。) "LH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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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永乐年间，哈撒儿后裔、科尔沁部落的首领阿台和其属臣阿苏特部首领阿鲁台一起，发动了针对厄鲁特蒙古的战争，当时厄鲁特蒙古与明朝正进行短暂而貌合神离的合作。但此役科尔沁部并未成功，阿鲁台反而被杀(这场战争在《明史》中有记载，可惜因为两位主角的名字发音相近而被混淆)。战争之后，孛儿只斤氏在蒙古汗国的地位大大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厄鲁特蒙古。明朝中期，科尔沁部在东蒙古汗国政权内部战争中也取得过一些对其他部落的胜利，但并未明显扩大其领地。到了成吉思汗十五世孙察哈尔达延车臣汗王朝时期，科尔沁部落与忠于达延汗的其他部落一起通过战争，将厄鲁特蒙古驱逐到了漠西。在相当于明朝后期的十六世纪，科尔沁蒙古人在察哈尔图们扎萨克图汗的影响下在意识形态上逐渐归顺了黄教，这片草原上沸动的血液开始变得温顺，对于征战渐渐缺少了足够的兴趣。 7yG#Z)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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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撒儿家族传至十三世，至图美尼雅哈奇，游牧于兴安岭以东嫩江附近，称嫩科尔沁，以区别于科尔沁部(蒙语“科尔沁”意为“弓箭手”)。图美尼雅哈奇的次子巴衮诺颜；巴衮诺颜的长子昆都伦岱青，其部称阿鲁科尔沁(蒙语“阿鲁”意为“山北”)，以与嫩科尔沁区分；巴衮诺颜的三子诺延泰，诺延泰生有四子，顺长幼依次为僧格、索诺木、鄂木布、伊尔扎木，四子分牧其地，统称四子部落。其时已是汉地的明朝万历年间，东蒙古汗国的政权落在了察哈尔林丹汗手中，阿鲁科尔沁与四子部落，以及乌拉特、茂明安、翁牛特等部落统称阿鲁蒙古，属察哈尔林丹汗(执政时间公元1604-1634年)管辖。可惜，察哈尔林丹汗是位暴虐的首领，没有统驭东蒙古各部的能力，当通古斯种的满族人崛起于东方后，东蒙古人的自信力便被满洲八旗彻底征服。在后金天聪四年，阿鲁科尔沁部在昆都伦岱青的儿子、新的部长--达赉的带领下脱离林丹汗控制，归附后金皇太极政权，四子部落无疑也在这时归顺了满族人。科尔沁部已先于阿鲁科尔沁部在几次战争后归附了后金政权，而且是最先归附后金政权的蒙古部落。从此，科尔沁部、阿鲁科尔沁部、四子部等以忠诚的纽带和封建的效忠誓言与爱新觉罗家族的荣誉和血统(顺治皇帝福临的母亲博尔济吉特氏即是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女儿；顺治帝可怜的第一个皇后博尔济锦氏也出自科尔沁部，是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咸丰年间勇冠蒙旗的僧格林沁即是科尔沁亲王；等等)联系在一起，有清一季，倍受恩宠，直至清朝灭亡。是年四子部落以伊尔扎木为代表，给皇太极献上了骆驼、俊马、貂皮等，受到了皇太极的赏识。  H_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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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五年，后金政权与明朝军队的战争在辽东如火如荼地展开，僧格随后金军在对付明军的大凌河之役中击败明军锦州的援兵，并抓获了一百多名俘虏，僧格以战功受到皇太极的赏赐。天聪六年，僧格随皇太极军出征东蒙古的最后一个政权实体察哈尔林丹汗，战争断断续续，直到天聪九年。在此期间，索诺木、鄂木布、伊尔扎木等多次向皇太极进献驼马等物，亦受到很多赏赐，四子部落与后金政权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种进献与赏赐的关系颇似 “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瑶”，对于皇太极来说，政权的稳固是最重要的，那些象征意义的“贡物”，所起的仅是羁縻作用而已，往往“中央政权”的赏赐要数十倍于他们的进献。相对科尔沁部而言，四子部落实力较逊，因之爵位亦较之为低，鄂木布等当时的爵位是贝勒。随着察哈尔林丹汗政权管辖区域的萎缩，东蒙诸部落开始向西移动他们的牧场，四子部落于是从兴安岭下西行到了阴山北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天聪六年（公元1633年），四子部落、乌拉特前、中、后三部、茂明安部落、喀尔喀右翼部落（即后来的达尔罕旗）等六个部落首次会盟于乌兰察布，故有乌兰察布盟之称，该名称延续至今。天聪八年，后金政权派大臣赴硕翁科尔为四子部落确定都木达都腾格里克、鄂多尔台为游牧的边界。天聪九年夏天，东蒙古大汗察哈尔林丹汗在与后金的战争中彻底失败后，逃奔青海，一病身亡，伊尔扎木协助后金军收降了林丹汗的儿子孔果尔额哲及其部众，未料到额哲给皇太极献上一颗无价的宝物--元朝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伊尔扎木在战争中立下大功，又得到皇太极的赏赐。得到玉玺后，皇太极非常高兴，于名于实都得到了满足，现在的状况是满洲、蒙古已尽在麾下，后金的强大对手就只剩下长城以南的明王朝。塞北听不到了战争的鼙鼓声，皇太极便着手改革原察哈尔各部。天聪九年，皇太极以察哈尔各部与喀喇沁部仿满洲八旗分设蒙古八旗，为规范蒙古各部的军事制度之始。环视关外，已无敢侧目者，皇太极看到了扫平寰宇的曙光，遂于次年易国号为大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即是清室初肇。四子部落其中功不可没，自然恩宠有加。清室重义，绝不会亏待蒙古各部，不比当年的朱元璋，狡兔还没死尽，走狗就给烹绝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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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元年，清政府对已经归附的朝鲜下诏书，四子部落的伊尔逊德陪同大清官员前往平壤，在路途中遇到明军驻守皮岛的精锐部队，结果伊尔逊德毫不畏惧，并击杀二人，顺利完成使命，以其勇武得到清政府的赏赐，也为高贵的四子部落增添了荣誉。就在该年，清政权授予鄂木布扎萨克的称号(扎萨克不是爵位，更象是一种行政职务，汉语可作“旗主”理解)，谕其统领四子部落，并设“四子部落委员”，以应日常行政事务。崇德三年，伊尔扎木率四子部落蒙军随清军进攻山东济南的明军，科尔沁等部落和察哈尔各旗均受清军指挥参与了战斗。这一期间，满、蒙军的矛头所指，主要是北方明军。当时的蒙古部落大多数并未实行满洲八旗的军事制度，在军事指挥方面相对独立，部落内部的管理基本自主 (蒙古部落的军政合一体制，依旧是成吉思汗时代确定下来的，自上而下依次为：扎格兰(盟)、爱马克(部)、库西昆(旗)、苏木(骑兵中队))。而清廷虽然希望满蒙军队都依八旗建制，但当时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明朝，无暇对蒙军实行彻底的军事改革。崇德六年，在辽东松山的战役中，四子部落的蒙古将士英勇奋战，立下赫赫战功，受到清廷的多次赏赐。顺治元年，四子部落的蒙军随清军入山海关，与李自成的农民军作战。李自成的部队虽然在人数上占优，但士气已大不如前，再加上从没有与清军作战的经验，一触之后如惊弓之鸟，在狂飙般呼啸而来的满蒙骑兵面前基本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溃退千里而至山西。这样，四子部落又为清军入关立下功勋。顺治六年，四子部落出兵随睿亲王多尔衮南下征讨残余明军，此时，中国的多民族大一统状况基本稳定下来，军事上的宁静之后，伴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变革。 }elc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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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六年四月，顺治帝考虑到东蒙各部“效力有年，功绩卓著”，遂言“朕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垂芳名于不朽”，随之朝廷给予鄂木布扎萨克“多罗达尔汗卓哩克图郡王”世袭称号，四子部落以其开国之勋成为内扎萨克二十四部(所谓内蒙古之始也)之一，从此，四子部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顺治年间，除早已实行八旗制的察哈尔、喀喇沁八旗外，蒙古各部落纷纷进行旗制改革，内扎萨克二十四部一共设立四十九旗。四子部落牧场虽大，但人口不丰，只设一旗。顺治八年，正式设立四子王旗，设一扎萨克(满洲八旗每旗设一“固山额真”，级别正一品)，以郡王任职，下设协理旗务二人，再下设参领数人，每一参领下设六佐领，四子王旗扎萨克下共设二十佐领(佐领是正四品军职，是旗内的基层军官)；扎萨克驻乌兰额尔济坡(而非现在的旗政府所在地乌兰花，当时的乌兰花默默无闻)。单从管辖人口与官员级别的角度而言，满蒙与汉地差异太过悬殊。蒙古一旗，军士至多千余，人口不到一万，而旗主可至正一品；内地譬如湖广，辖两省，人口过千万，带甲之士(包括绿营、土兵等)多至十万，而总督级别从一品，反而低于旗主。个中缘由《清史稿》中《八旗》一卷说的明白，满蒙八旗是立国之基，是军队的精锐、国家的支柱，其隐含的意思就是说汉、回等地不过如羊之皮毛，故慈禧太后可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百万国土，沦于敌手，眼都不眨一下。 7@#>b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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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七年，四子部落粮食不能维继，于是向北京请求赈济，康熙帝下诏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和宣府 (今河北宣化)以储备的粮米运往四子部落。康熙十三年，陕西王辅臣叛乱，次年，四子部落蒙军由宁夏进剿叛军；之后，在太原、大同一带设防。康熙十五年，吴三桂叛乱，四子部落蒙军南下河南省一带助剿。康熙十七年，厄鲁特蒙古一部东窜，掠夺乌拉特部，四子部落受命前往布防，对厄鲁特蒙古严加防范。康熙二十一年，四子部落部分部众又陷入粮米上的困顿，中央政府谕示大同、宣府赈济四子部落，并谕察哈尔蒙古在牧业上支援四子部落。康熙二十九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对中央政府阴奉阳违，奢图独立，叛象渐显，除厄鲁特蒙古的部分部落外，蒙古各部大都反对噶尔丹的主张，尤其是与清室一向互为唇齿的“科尔沁系列”。四子部落亦于是年挑选精锐士兵赴图拉河侦察准部动向。当时正好噶尔丹千里追袭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于是四子部落蒙军在归化城协防，不久战事缓和而撤返牧地。康熙三十五年，清军与噶尔丹在昭莫多决战，双方都投入精锐兵力数万。四子部落蒙军在大将军费扬麾下也参加了该次战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清军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噶尔丹从此一蹶不振。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败亡，战争平息，四子部落蒙军获得清廷嘉奖。 ".f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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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内硝烟依旧未能散尽，雍正九年，准噶尔部首领不甘心“平淡”，非要在清室西陲成立独立的准噶尔汗国，这显然并非适时之举，草原帝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的新首领噶尔丹策凌是个彻底的冒险主义者，可惜的是，他除了自己之外，还将整个部族(约六十万人口，是当时全蒙古最大的部族)绑在了战马之上。是年，四子部落应清室之召，又出兵与清军一同作战。清军与准部的战争历经多次，断续绵延到乾隆年间。战争胜利后，倔强的准噶尔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广袤的天山南北，被杀得见不到一顶蒙古帐篷(清军行军中只要见到准噶尔帐篷，便纵马而至，以快刀断其“哈纳”--编织帐篷围圈的柳条，帐篷随之坍陷，再戮其间蠕动者，其状言之不忍；准噶尔人即使警于马蹄声而立于帐篷外，但以一家老幼面对精锐八旗，唯引颈受戮而已)。蒙古各部与准噶尔部作战时，丝毫不会因同宗同族而手软，一则准部声誉一向不甚好，横行西北，欺压回、藏及蒙古其他各部；二则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少有现代民族概念，更多的是部族概念。其实即便是自认为文明之至的汉人，不也一样屡屡“兄弟阋于墙”，作 “煮豆”之急。

经嘉庆、道光、咸丰之后，大清帝国走到了同治年间，竟然一反立国之初中天之势，开始现出千疮百孔之象。同治年间，白彦虎、马占鳌等伊斯兰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回民军在西北同清军作步步为营的阵地战，捻军骑兵在中原一带展开飘忽不定的运动战，清廷为防止回民军东进，进而与捻军在军事上协同对抗清军，遂命察哈尔副都统(察哈尔的军政副长官，官阶正二品)杜噶尔在四子部落领地驻军，并向四子部落征调大批驼马。同治十一年，肃州回民军东进至乌拉特旗，杜噶尔遣兵堵防，军需重担落在了邻近的四子部落与喀尔喀右翼身上，但其时蒙古各部苦于差役繁重，对于频繁的政府征调已不感兴趣，经济发展也由于多种原因停滞多年，不敷调遣。所以各部虽然口头上应允，实质的行动往往敷衍其事。清廷频繁用兵西北，多需蒙古各部落出人出马，残酷的战争和与近代社会发展不相称的原始的牧业经济使各部落民生凋零，有的部落已经面临人口锐减的地步。同时，内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使牧业经济相形见绌，这时，内地汉籍农民往往迁居长城外寻找农业发展的机会，这种农业经济模式的“入侵”不仅改变了蒙古部落的牧场，而且对他们质朴的思想也形成了猛烈的冲击。在军事上，蒙旗军制在早期与明军作战及雍正、乾隆年间征讨准、回部中，均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咸、同之后，却难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状况，渐同虚设。自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与捻军作战中殒命疆场后，蒙旗威仪，便一去不返，在大清帝国军事舞台上渐渐接任主角的是模仿西洋军队的新式练军。这种状况对于蒙古各部来说很残酷，却的确是事实，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蒙古各部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意识形态上，都在发生着危机。 >o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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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光年间开始，内地农民往往只要支付并不多的银两就可以在蒙古人的牧地耕种。据一位西方传教士的回忆录，他说蒙古人总是很朴实，对于银两多少的概念并不十分明确，而内地迁往口外的农民迫于生计，必然是锱珠必争，这种“世故”程度上的差别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各项交易中蒙古人总是吃亏。而且，因为当时的某种原因，农民租种蒙古部落的牧地后往往逃避官府的税收，而只向蒙古牧主缴纳很少的租金。这种情形在官府的文件里称作“私垦”，是必须严厉禁止的违法行为。四子部落牧地在归化城北，离农业区域并不远，也处于私垦蔓延的境地。光绪十一年，察哈尔都统(察哈尔最高军政长官，官阶从一品)绍祺在前往调解土默特部落与达拉特部落牧界争端的途中经过四子王旗，发现了私垦现象，再加上四子部落多年来对于支差采取消极态度，便上奏北京，对四子部落不积极支差和私垦泛滥提出了批评意见。但蒙古各扎萨克在实际的行政管理上归理藩院直辖，地方政府不能实施或不能直接而完全地实施行政管辖权，故纵使有意见，也只能通过理藩院再作理论。这次上奏后的处理结果与这位都统大人的期望一样，四子部落受到了中央政府缓和的批评。 &lR 6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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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义和团与天主教的争端在华北纷起，设在四子王旗铁圪旦沟、乌尔图沟的教堂也受到当地蒙、汉民众的猛烈攻击，教堂被当地人民烧毁，具体详情未考。但以义和团一贯的行事态度，自免不了烧毁教堂，打伤教民等等。朝廷对于藩属的“过错”，向来都是“地方惹祸，中央掏钱”，结果是朝廷赔偿给受损失的教堂十一万两白银。据西方的记载，当时的内蒙各旗几乎遍设教堂，而且信徒甚众。牧师中法国人、瑞典人、意大利人等等都有，在为当地带去基督教的同时，也带去了医药和其他一些先进的技术；当然，也有另一部分牧师在干着一些与宗教精神相违背的可耻的勾当。义和团从简单的逻辑和口号出发，扩大了打击面，所引起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导致当地法制的无序，这必然遭官府所不容。当时的四子王旗的汉族居民已成相当势力，发生过激行为时由于蒙旗政府力量有限，后果必然难测。中央在支付巨额赔款后(在内蒙古仅口外七厅和西部各盟旗被迫向天主教堂的赔款就达一百三十五万两白银)，所做的第一件事恐怕就是将蒙旗官员严厉斥责。 ;_8#f%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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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三年，到了光绪二十九年，回民军所引起的大清帝国西北区域的动荡被来自南方的绿营彻底平息之后 (在这些“新式”的战役中，蒙旗已经不能做得更多，而且此时各部落的人口增长速度基本为零，旗军战斗力反而下降)，清廷在四子部落南境设武川直隶厅同知 (正五品地方官)，府治设于乌兰花，也就是现在的四子王旗旗政府所在地，但常设机构暂寄归化城。武川直隶厅归山西管辖，辖区包括原四子部落、茂明安、喀尔喀右翼的部分蒙汉居民。回民军引发的动荡导致大清帝国的军事制度开始向更加实用化、西洋化的方向迈进，虽然做得还远远不够。山西大同镇成立了新式练军，就在武川境内驻防。短短数十年以来这块土地上产生的这些不再属于中世纪的事物对思想依旧停留在成吉思汗时代的四子王旗的贵族们产生了深刻的触动，但他们的作为却总是相对迟于时代的变迁。光绪二十七年以后，内蒙古和大清国其他地区一样开始推行“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有：开放边禁，大举移民垦殖；开办银行、邮政、厂矿、铁路；加强警政、司法；广置厅县，改设行省；创办新式学堂与文化设施等。此外还允许官方或私人与外商合资兴办工矿企业等。内阁中书锺镛于光绪三十二年提奏蒙古事宜十四条：“移建理藩院，变通理藩院官制，行殖民策，移八旗兵饱于蒙古，复围猎之制，借债筑路，设银行，铸造银铜元，兴矿产之利，屯垦之利，畜牧之利，森林之利，榷盐之利”等。作为“新政”的一个具体内容，管辖范围包括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绥远城将军贻榖在其辖区内大力督办农垦事务。由于较之其他地域，四子王旗境内毕竟水草还算丰茂，贻榖便在请示北京后，着手在四子部落的部分牧区进行大面积垦种。这样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大批来自内地的擅长耕种的汉人向草原移民，蒙古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内反而逐渐成了人口数量上的“少数民族”。还有一个他们当时想不到的后果，就是不合适的垦殖使原生草原大面积的退化，直至沙漠化。可惜的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内蒙草原的沙漠化才开始引起新中国领导人的如梦初醒式的注意，但已经为时太晚。内蒙草原的表层土很薄，平均不过二米，一旦农业耕作破坏了表层土的完整，底层的黄沙便如打来了潘多拉的魔盒一样肆虐开来。昔日处处美丽的内蒙草原，终于在人们双手的不懈努力下，演变成今天的黄沙漫漫。光绪三十一年，四子部落经济上日渐凋零，债务缠身，便以忽济尔图向地方政府抵债，由官方放垦。光绪三十二年，又献出察罕依噜格勒图，以解经济上的困顿。当时的行政体制也发生了变化，四子王旗不再直接与理藩院沟通，而须先经过绥远城将军，这自然有利于简洁中央的管理，但对于蒙旗而言，形式上的地位无疑是降低了。这一切都象马蹄下渐渐退化的草原一样让这些尊贵的哈撒儿的子孙们倍感沮丧。 w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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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年(1914年)曾建绥远特别区，所辖有归绥(民国元年以绥远城粮饷同知厅并入前归化厅，始称归绥县)、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武川、五原、东胜等八县，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及土默特旗。 <F'X<B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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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10月14日，日寇侵入绥远省城。在日寇入绥后不久，苏尼特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和伪蒙古军也进入绥远，并得到日军支持，预定将伪蒙古军政府改组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由德化迁到归绥。为此于10月27日，强迫召开了第二次蒙古大会，当时内蒙西部各旗代表及绥远维持会代表三百余人参加会议，议决改组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绥远省城归绥市为“首都”，并改名厚和。当时伪政府下的乌兰察布盟公署辖四子部落、喀右翼、茂明安、中公、东公、西公等六旗。为维护民族的尊严和领土的纯洁，傅作义将军绥远抗战的战场就在阴山南北广袤的土地上展开。在让侵略者和尾随的民族败类付出代价的同时，乌兰花的土地上也洒下了无数蒙、汉志士的鲜血，“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抗日的旗帜猎猎飘扬了八年。 }K1JU`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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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贺龙率领的八路军一二○师调出一部分官兵，奉毛泽东“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的指示，由李井泉、姚吉带队，穿过重重封锁，来到大青山一带，与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会师。此后，正式组建成了大青山支队，并在大青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活动范围就包括四子王旗南部的乌兰花一带。 #Y0-B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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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绥远省解放后，将全省调整为4个专员公署、两个盟、一个中心旗、一个省直辖旗。其中，乌兰察布盟管辖四子王旗、达尔罕、茂明安、中公、东公、西公6旗。“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四子王旗境内驻有“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部，开始大规模的垦殖活动。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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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部分待续) J8M$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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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出更好的方式，用一首诗作为结尾： ! ipt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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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多远的地方才叫流浪， -pU|hSW*b  
历经多少风霜才叫沧桑； DNR~_3Aq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ed!:/+3e/  
那些高山白雪融化的过往…… j ,)P9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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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旅程就叫流浪， ( 7ws{)  
心碎过就叫沧桑； jYVE8Y)my  
在梦境的草原我纵横驰骋， F,GN[f-  
哪里有姑娘白色的毡房？ F( 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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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不下的是我的行囊， (f_g7B2&y  
挥不去的是那深情的目光； >sD4R}\})  
在孤独中我享受着自由， R0;efD  
在自由的尽头我思念着姑娘…… 8ZcU[8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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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写于西安 F_ 7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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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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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篇文章，原先以为读者一定寥寥，没想到居然还有不少网友喜欢。在此谢了。但我心里却总是难抑许多的黯然。当初写作时所参考的文献堆满了我的书桌，还有无数存储在笔记本计算机中的“数字”文献，主要是《清史稿》、《明史》、《元史》、《草原帝国》等，还有一些西方人在清朝时的内蒙古区域的游记。蒙古学知识浩如烟海，这篇不过是我的处女作，但愿不要失去动力，堕落成为最后的一篇。辍笔时正好伊斯兰教的斋月开始，就将这篇试笔之作送给我的一位回族朋友—赛力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