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上来说,宋代特奏名制度所以没有被取消,对其弊病的夸大恐怕也是一个原因。苏轼所谓“此曹垂老无他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云云,显然是夸大之辞。从历史记载来看,两宋以特奏名入仕的官员中,并非个个皆为贪黩之辈,上面提到的何普即为一例。何况,大多数特奏名终身都不能出官,“只假以虚名而已”,又何贪之有? ,%DAh
再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特奏名制度是造成宋代冗官冗吏的重要原因,实际上,造成两宋官冗的主要原因,并非特奏名而是恩荫太滥所致。皇祐元年(1049年),户部副使包拯在上宋仁宗的一个奏疏中说到: YyBq+6nq5
……三岁一开贡举,每放[榜]仅千人,复有台寺之小吏、府监之杂工、荫序之官、进纳之辈,总而计之,不止于三倍,是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安得不窘乏哉? t;PnjCD<`
奏疏清楚地告诉我们,北宋入仕之门甚广,除了科举一途外,还有台寺小吏、府监杂工、恩荫、进纳等多种途径。由科举人仕的人,尚不足全部入仕人数的四分之一。那么,在众多的入仕途径中,哪一条是最主要的呢?对此,礼部员外郎、直龙图阁、知汉州何郯在皇韦占二年的奏疏中说得非常清楚。 BGYm]b\j[
前面包拯说到,“三岁一开贡举,每放榜仅千人”,后面何郯则说,“以荫得官及他横恩,每三年为率不减千余人”,两者一比较,就不难看出恩荫制度才是北宋最主要的入仕途径,是造成“入仕之门不知纪极”的根本原因。 (ZR"O8
除上述两个奏疏以外,我们还可以从宋代官宦人家的族谱中找到佐证。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森田宪司通过对《成都氏族谱》的研究,也得出了“从科举以外的途径,通过赏、恩、荫、荐等渠道而做官者,比科举登第者还多”的结论。因此,元祐年间,开封府推官毕仲游以为:“损任子之恩而严入仕之选者,正今日救冗官之道。”他的话,应该说是切中时弊的。由此可见,将宋代官冗归至于特奏名取士,并不妥当。 u\;dU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