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知识]中国谱牒的起源及发展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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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楼主发表于: 2013-07-10

中国谱牒的起源
    谱牒是伴随着家族制度而来的记录家族血缘关系的文献，那么它的产生就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家族制度已经形成，需要谱牒来记录它内部的血缘关系；二是文字已经产生，并且有了简单的书写工具，如简册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文献。因此、那种认为原始社会已经产生谱牒，并把谱牒分为口述家谱、结绳家谱、文字家谱的种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当然，谱牒的起源也有一个从简单到繁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们对自己家族世系的记忆，最初总是口耳相传，当懂得结绳记事时，就会利用这种方法来帮助记忆，但这种东西不是我们所说的谱牒，它不会成为一种文献、簿籍。

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
    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
    夏朝（公元前2000-1500年）的王室世系，从夏禹立“国”到夏桀灭亡，在《史记•夏本纪》中有很详细的记载。由于夏朝已有文字之说目前还只是推论，并无实物证明，《夏本纪》中的世系，很可能是商周以后人们根据传说追记的，而不是当时的实录。《史记•殷本纪》所记汤建国前的先公世系和盘庚迁殷前的先王世系，也可能有着类似的情形。至于《大戴礼记•帝系》和《五帝德》中所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片断世系，则可以断定是战国以后人们根据传说追记的，不能视为信史。我们今天可以准确无误地视为商代世系表的东西，是甲骨文中的几片刻辞和商金文中的几件彝铭。

谱牒的盛行
    宗法式家族是一种血缘组织，内部的血缘关系必须十分清楚，这种组织才能够维持和发展。即使他们的家族分裂成许多新家族，各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必须十分清楚。一个家族的始祖及始祖母是谁？始祖如有几个妻的话，谁是嫡，谁是庶？他们各有几个儿子，名叫什么？他们的妻又是谁，又各有几个儿子？家族的各支各房是怎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现在众多族人的父、祖、曾祖、高祖等等是谁？谁和谁是堂兄弟？新家族始祖是从旧家族的哪一代分裂出来的？它又怎样一代一代地传到现在？总之，家族所有成员的各种复杂的血统关系必须清楚。在没有文字的时候，血缘关系靠一代一代的口耳传授，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有差错。当文字产生以后，人们就用文字把这种血缘关系记录下来．这就是谱牒。
    商以前还没有较为完整的谱牒，连司马迁也没有见到过。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周代（公元前1000-公元前200年）谱牒的内容和形式
    周代谱牒现在虽然亡佚干净了，但汉朝人看见过，对它的内容和形式作过一些描述，战国以后成书的《周礼》、《礼记》对它有片断的论述：关于谱牒的内容，要记录族众的忌、讳。讳是名字，忌是哪一天死的。族众生子，要记某年、某月、某日生，自然还要记是谁之子。族人有谥者要记其谥。有谥的族众，当然只能是诸侯、卿大夫了。
    关于谱牒的形式，从桓谭说的“旁行邪上”一句话来推测，应是一种表格，父辈名讳居一格，子辈名讳居一格，子子孙孙按辈份各居一格，叫做“旁行”。父统诸子，子系于父，谁是谁之子，谁是谁之父，一目了然，叫做“邪上”。在各人的名讳下注明生卒年月日及配偶、谥号等等。这样，就把一个家族从始祖到现在的所有血缘关系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了。

魏晋至唐代（公元200-900年）谱牒的盛行及其作用
    谱牒是有文字以来，始终伴随着家族组织的一种文献，是家族组织的构成条件之一。什么时候家族制度发达，什么时候谱牒也就盛行。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形成后，人们根据家族的门第来选官、品人、联姻。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身份也不同。天下的家族那么多，人们怎么知道哪家是士族，哪家是庶族？即使同一姓，天下同姓的人也很多，又怎么知道谁出身琅琊王氏，谁出身太原王氏？魏晋南北朝时战争连绵，家族迁徙频繁，怎么防止庶族迁到新地方后冒充士族高门？这就需要有一种文献把天下的士族记载下来，人们根据这种记载来确认谁是士族，谁是庶族，谁是高门，谁是卑门。这种文献就是谱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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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楼发表于: 2013-07-10

谱牒的兴起及其形式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式：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家谱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谱学和谱家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谱牒是选官和通婚的依据
    门阀士族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门阀士族内部选拔官吏和相互通婚。在选拔人才和连结姻亲之前，先得查一查人才的和姻家的出身是不是士族，是第几等的士族。怎么查呢？查谱牒（又叫簿状）。只有官修的谱牒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作为根据，所谓“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这个意思。选拔人才首先要查人才的出身门第，那么负责选拔的官吏，包括吏部官员和州郡中正，必须对全国和本州郡的士族的情况了如指掌，否则很可能因为把寒门列入上品或把高门贬为下品而犯错误。因此不熟悉谱牒的人是不能当吏部尚书的。如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为吏部尚书，王晏反对说，鸾不熟悉“详练谱牒”（《陈书》卷三〇陆琼传）。通婚的姻家如果不是通家之好，而是不熟悉的家族，也要先查谱牒，以免“婚宦失类”。尤其是发生婚姻纠纷时，谱牒就是解决纠纷的根据了。如王源与满璋之两家通婚，媒人刘嗣之称满氏为高平旧族，后“索璋之簿阀”查核，竟是“士庶莫辨”（沈约《奏弹王源文》，《文选》卷四十），搞不清楚了。这说明士族连姻，确实是要先查谱牒的。

合族与通谱之风盛行
    人们的出身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门第又主要是根据谱牒来辨认的，所以有些庶族出身的官僚、富户，就企图通过权势成金钱，胁迫或买通士族中的某些人，与士族合为一族（首先得是同姓），将自己的家族上到士族的谱牒中去，从而挤进士族的行列，这就是所谓的合族和通谱。这种采取非法手段合族、通谱的事例，史不绝书。如宋时刘延孙为彭城大士族，而宋皇帝刘氏虽自云出身彭城，但实系庶族，与延不同宗。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与延孙合族，并使诸子同延孙序亲。对于皇帝来与自己合族，延孙也只好接受（《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北魏太武帝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于邺。杜豹为魏郡庶姓，太武帝嫌不光彩，要在杜姓士族中找一人营护葬事，结果找到京兆杜铨。葬事营毕，杜铨遂与魏郡杜氏合族（《北史）。这些是皇室、贵戚同士族合族的例子。至于民间的合族通谱就更多了。皇室与士族合族，可以公开进行，而一般的庶族要与士族合族，除了要取得与之合族的士族的同意之外，还要买通撰修谱牒的官员，否则就不能合法化。例如贾渊掌修撰谱牒，有一个叫王宝泰的人，买通贾渊，要把自己的家族上到江左第一大高门琅琊王氏的谱中。事未成而被告发，按律贾渊当处死，由于其子向皇帝叩头流血乞免，才免去死罪（《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可见当时这种买谱、卖谱的事件也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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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楼发表于: 2013-07-10

唐代（公元600-900年）谱牒的重修及其衰落
    隋唐废中正、兴科举，朝廷用人主要根据考试成绩，不再完全依据士族的门第出身，士族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士族这个头衔只是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了。因此谱牒也不再具有从前据以选官、品人的作用了。可是唐初还屡修谱牒，而且声势很大。究其用意，主要是唐太宗等人企图以唐朝皇室和功臣为主要成份．培植一个新的士族集团，用以代替山东士族和东南望族的旧士族集团，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这个新培植的士族集团，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和法律上的确认，就必须写到谱牒中去。所以唐初的屡修谱牒，不过是一种培植新士族、贬抑旧士族的措施或行为罢了。

唐初谱牒的重修过程
     唐初大规模的修撰谱牒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今狐德等主持撰修谱牒。高士廉等于是召集四方娴熟士族门阀的官吏、学者参加，并广泛搜集天下的谱牒，参考史传，辨其真伪，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奏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此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橄文志》作一百卷）。高士廉等人大概没有领会到唐太宗命修谱牒的意图，是为了抬高新士族的地位，“崇重今朝冠冕”，仍然按照南北朝以来的传统，把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列第一等，这就触怒了唐太宗，发了一大顿脾气，指示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的方针重修，然而颁布天下，依以为准。第二次是高宗时。此时武则天当政，中书令许敬宗以贞观《氏族志》未载武氏的族望，吏部尚书李义府也以《氏族志》中没有李氏的世系，于是奏请改修。显庆四年（659年）下诏，任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主持其事，凡在唐朝得五品以上官职者均可入选，这就把士族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书成，改名为《姓氏录》，颁行天下，同时将贞观《氏族志》收缴焚毁（《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三次是中宗复位之时。当时左散骑常待柳冲认为《氏族志》、《姓氏录》颁行已近百年．士族兴衰变化很大，于是上表，中宗纳谏重修。

唐代谱学抑制旧士族的性质
    如前所述，唐初屡修谱牒的目的是为了抬高新贵们的地位，培植一个以皇室和功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重修的谱牒中贬抑旧士族的地位，否则新贵们的地位是提不起来的。唐代谱学的这种抑制旧士族的性质，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充分。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奏上，唐太宗命令不准沿袭南北朝以来以山东士族为高门的惯例，而要以当今的官品作门第高低的根据，没有做本朝高官的士族，即使崔、卢也好，李、郑也好，王、谢也好，都得把门第品级降下来。原稿中列第一等的清河崔氏，一下子降到了第三等，这对于以门第高贵妄自尊大的旧士族，无疑是巨大的打击。高宗时修《姓氏录》，凡本朝官至五品以上均得列为士族，许多一字不识的穷汉出身的人，因当兵有军功而官至五品者，也都成了士族。这样做虽然有点滑稽，但却等于说当士族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它抑制旧士族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姓氏录》遭到了旧士族的疯狂攻击，说它是“勋格”（意思大约是一种职官品级的表格），他们自己反而认为被收进《姓氏录》是一种耻辱。旧士族不愿意被收入“勋格”，而修谱者却偏要把他们收进去，让他们同那些“兵卒以军功致五品”（《旧唐书》卷八二李文府传）的人坐在一条板凳上，表示旧士族的地位也不过如此。

唐初的谱学和谱家
     唐初的谱学虽然也很兴盛，但作用同南北朝的谱学完全相反，不是维护旧士族，而是贬抑旧士族，维护新士族了。因此，谱学家的任务就变成了论证新士族的合法地位，维护新士族的利益了。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唐初的合族与通谱
    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的没落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衰颓，旧士族的政治特权虽已消失，但却还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声望。新士族中的一些无耻的人，并不以家族列入士族为满足，仍然趋附旧士族的这种声望，想方设法同旧士族合族、通谱，追求旧士族社会身份高贵的虚荣。如李敬玄系庶族出身的新士族，长期做吏部尚书，三次娶妻都是山东士族，仍嫌门第不高，而与赵郡李氏合谱（《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李义府官至吏部尚书、中书令，也嫌自己门第不高，谎称自己出身赵郡，与赵郡李氏叙昭穆。给事中李崇德是真正的赵郡李氏，迫于李义府的权势，只好答应。后李义府犯罪遭贬，李崇德即削除其谱牒。不久李义府再为宰相，于是衔恨在心。杜正伦虽出自京兆杜氏，但已随祖落籍相州，不是杜氏的嫡支，身居宰相，还硬要挤进杜氏的嫡系中去，京兆诸杜不同意，于是他向皇帝建议开凿杜固（诸杜所居之地），以水灌杜氏（《新唐书》卷一○六杜正伦传）。王锷官至同平章事（宰相）。为了得到一个虚假的门望，竟无耻地认太原王为从父，甘愿去做人家的儿子，并以提拔王子弟多人为“名宦”作交易（《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锷传）。可见他们为了换到一个山东士族的假门第，用了多少手段。唐太宗批评旧士族“无礼”、“无耻”！

唐末（公元900年）谱牒的衰绝
   谱牒是适应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需要而兴起的，在唐末五代，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的瓦解，谱牒彻底衰绝了，专门研究谱牒的谱学也消失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已经彻底瓦解。

谱牒衰绝的过程
    如前所述，直到唐代中叶，维系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谱牒，还在不断地重修，谱学还相当兴盛，谱学家也代不乏人。可是，在唐中叶以后，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这时谱牒已经散亡，谱学已经衰绝，我们甚至已无法举出一个有影响的谱学家来了。这说明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彻底瓦解之后，维系它们的统治的谱牒和谱学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被送进了博物馆。那种专门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研究人们血缘世系的官修的谱牒，藏于官府的正本，即人们据以选官和联姻的天下望族谱，因为长期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后唐时豆卢革说，朝廷选官，据以考查世系的“文书不完”（《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就是指的谱牒已经残缺散佚了。至于藏于私家的副本和单姓谱，或者毁于战火，或跟着它的主人及庄园一齐被消灭，或者在逃亡流徙中散失。五代时，豆卢革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崇韬回答说：“经乱失谱牒。曾听先父说：去汾阳王已经四代。”（《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

北宋（公元950-1100年）以后人们均已不知自己的统系来处谱牒是记录士族的世系源流、血缘亲疏、门第高下的簿籍，是用来区别人们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的依据。一家士族几代以至十几代的发展、繁衍情况及履历宦绩，都在谱牒上记载下来，所以他们对自己家族从始祖以下（一般是从魏晋以来）的历代祖先，叫什么名字，任什么官职，都了如指掌，家族内部支派分析的发展脉络，清清楚楚，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也十分明确。当谱牒衰绝之后，到五代北宋时期，情况就完全变了。历代皇室以至达官显宦大都出身于庶族，还有不少贫穷士子通过科举爬到高位，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搞清楚自己五代以上的祖先是谁，即使有的人本人心中有数，但也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野之民。例如宋初的几位宰相，范质、王溥的家世，只能数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父亲叫什么名字，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赵普的世系虽然能数到曾祖父，再往上也搞不清了（这种情况均见《宋史》本传）。他们都是靠中进士这条路爬上高位的，并非由于家族的荫庇。由于没有了谱牒的记载，家族的世系脉络只能靠口耳相传，时间一久，谁是谁的祖先，谁是谁的子孙，在世的人相互间是什么血缘关系，也就搞不清楚了，家族的世系成了一笔糊涂账，即使那些确实出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的人们，也搞不清自己的来历了。这就是张载、程颐等人说的人们都已不知道自己的“统系来处”的意思。（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第258页；程颐：《伊川先生语》，《二程集》第179页。）

宋明（公元1100-1600年）以来家谱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每个聚族而居的封建家族组织，必有一部以至数部家谱。家谱又有宗谱、族谱、家乘等不同的名称。人口众多的大家族的家谱，同他们的祠堂一样，还分为通谱、支谱、总族谱、分族谱、大同宗谱、小宗谱等等。宋以后，随着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修家谱的风气十分盛行。到了明清两代，在农村中，可以说既没有无谱之族，也没有无谱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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